西周青铜错金价值_西周错金银青铜器

1.简述西周洛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2.青铜器不同时期造型和纹饰有哪些特点？

3.简述我国夏、商、西周灿烂的青铜文明的具体表现

4.商代、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发展概况。特别是答题的要点！！谢谢！！

简述西周洛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两周时期，列国文化丰富多彩，周王室的地位从早期比较稳固，到后期名实存亡；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等列国争雄，会盟、征战，诸侯强国活跃于政治舞台上，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然而，作为王室所在地的天子之都，从先周时期的周原，到西周的丰镐，及至东周王城，其文化及其发展却始终是诸侯国文化的核心，或者说是诸侯国文化的渊源，如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宫室制度、丧葬制度、祭祀制度、婚姻制度，等等，诸侯国是唯王室马首是瞻的，尽管说后期周代礼制在诸侯国那里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和僭越。因此，提及两周列国文化，不可能不提及两周王室，不可能不提及两周王室都城与文化。

周族是活动在今中国西部陕西、甘肃一带的古老部落。据记载，公元前12世纪末或前11世纪初，周族首领古公亶父自邠迁都于周原，因此，营建于周原的城郭歧邑成为周人的发祥地和灭商以前的都城，至西周时期这里仍是周人的重要政治中心，西周末年因西戎入侵而成废墟。1976 年，考古工作者在位于陕西省扶风、岐山两县的北部进行了发掘，发掘出西周大型宫殿群和墓葬、作坊遗址。周原以出土大量的青铜器而闻名于世。周原出土青铜器的历史可以上溯至汉代，相传，著名的大木尔 簋、盂鼎、毛公鼎等均于清末出自岐山。此后又陆续有所发现。如1890年在扶风任家村出土克组铜器和中义父组铜器等120余件；1933 年在扶风上康村发现函皇父组 、白鲜组铜器等100余件 ；1940 年在任家村发现梁其组铜器等 100余件 ；1960 年在扶风齐家发现铜器39件等 。1975年在岐山董家村出土包括裘卫四器在内的铜器37件，铭文涉及土地交换与赔偿，是研究当时土地关系的重要资料。1976年在扶风庄白出土铜器 103 件，有铭文的74件，主要是以史墙盘为代表的微史家族的铜器。据研究这些铜器可能是西周末年犬戎入侵贵族外逃时掩埋的。此外，在凤雏建筑基址西厢房的一个窖穴中，出土了 1.7万余片卜甲和卜骨，其中 200多片卜甲上有刻辞 ，最多的一片达30字，为研究西周社会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约在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建立了周朝，史称为西周。周兴之初，文王作丰，武王作镐。因此位于沣河的两岸丰、镐二京成为西周时期周人的都邑，建都时间约300年，一直到周平王东迁后才废弃。通过考古发掘，现已探明丰京遗址在客省庄、马王村和新旺村一带，发现有大建筑群遗址，且发现有一套完整的地下排水管道。镐京遗址在斗门镇花园村、普渡村至落水村、眉乌岭一带的高冈地带。发现有大型宫室遗址，南北还有规模相当的对称分布的两组附属建筑群。还发现数以百计的西周墓葬。另在张家坡发现4座殉葬车马坑，其中保存较完整的一座内部有驾四马作战用的戎车和驾二马乘坐用的轺车各一辆，戎车驾马全部以青铜作饰，轺车驾马大部用海贝填饰，工艺考究，造型精美。遗址中还发现有许多窖藏，出土器具100余件，其铭文记载了周王朝的一些史实。这里的发现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且对探讨西周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当时的生产生活情况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西周初年，武王在定都镐京的同时，为了便于控制东方，于是考虑在今洛阳市区一带营建洛邑。洛邑，在西周青铜器铭文和《尚书》等文献中，又称为新邑、新大邑、新邑洛和成周等，实际上当时是西周王室的陪都。《逸周书·度邑》载武王对周公旦曰：“旦，予克制天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三鄙，顾瞻过于河，宛瞻过于伊洛，无远天室。”说明武王时已有了建都洛邑的计划。可惜武王灭纣不久即已去世，接着是三监叛乱，周公东征。周公东征之后，即着手在洛阳营建东都洛邑。《尚书·康诰》：“周公初基新作大邑于东国洛。”根据《尚书·洛诰》所记载，周公在营建洛邑前召公来洛阳相宅，将洛邑选定在涧水以东至瀍水两岸的区域内：“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成王时期，洛邑最后建成。《周记·周本纪》记载：“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新建的洛邑成周，“方千百二十丈，乳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汲冢周书·作雒解》）洛邑建成后，成为丰镐之外的一个经营东方、巩固政权的重要基地。

自汉代以来，传统的观点认为，周公营建的洛邑分为王城和城周两个城邑。1950年代汉河南县城的发现，王城的位置被确定为位于今洛阳市区的涧、洛两河交汇处的洛河北岸和涧水东岸一带。成周的位置则据《后汉书》的记载，被认定在汉魏故城遗址，也就是在今洛阳市东郊白马寺以东的偃师、孟津县境内。然而，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的大量资料，使一些学者对西周洛邑“王城”、“成周”两城说提出了怀疑。这主要是因为，根据文献记载找到的涧河东岸的王城遗址，只是东周王城而非西周城址。于是有学者提出了西周洛邑一城说，并推测城址可能就在瀍河两岸。（叶万松等：《西周洛邑城址考》，《华夏考古》1991年第2期。）

目前西周的洛邑城址虽然说还没有发现，但在瀍河两岸，考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而为寻找洛邑古城了解西周时期周王室的重要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当时的陪都洛邑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这其中比较重要的考古发现，是在瀍河两岸发现了为数众多的西周墓葬，其中以瀍河西岸的北窑西周墓地尤为重要。在北窑墓地发现西周墓葬475座，发掘348座，包括大中小型不同等级的墓，个别大型墓带有南北墓道。墓地之中还有为数不少的殉马坑，殉马数少者数匹，多者数十匹。这一处墓地，绝大部分在建国前已被盗掘，所出土的青铜器大量的被流失国外。原传出自洛阳马坡的一些重要的西周青铜器，有可能就出自这一墓地。这一墓地所出的青铜器，著录散见于刘体智《善斋吉金录》、容庚《善斋彝器图录》、《颂斋吉金续录》、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美帝国主义劫掠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等图书著作中。洛阳博物馆尚藏有一件1947年盗出的重器“王姒方彝”。尽管如此，墓地中还是出土的随葬品达数万件之多。随葬品大部分是青铜礼器，其中食器有鼎、簋、甗、鬲；酒器有方彝、爵、斝、斛、盉、提梁卣、尊；水器有壶、盘、匜等。同时，还出土有不少较为罕见的新器形，如方盒形器，带流觯、双面人座器、兽面纹方座簋、人形车辖等。北窑出土的许多青铜器还铸有铭文，如王妊簋、太保冓戈、康伯壶盖、白懋父簋、丰伯剑、师只卣盖、叔造尊、召伯虎盨等，这些铭文所涉及的人物均系西周王室的高级贵族，说明该墓地是一处西周贵族的墓地。(洛阳市文物队：《洛阳北窑西周墓》，文物出版社，1999年)从著录以及考古发掘的青铜器来看，洛阳一带是出土西周青铜器较多的地区之一，而且多为青铜礼器，这也反映了成周洛邑与宗周镐京作为西周王室的两个重心，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外，该墓地出土的原始青瓷，多达350余件，其中202号墓出土的青瓷罍，堪称为中国已发现原始青瓷中的精典作品。（图·青瓷四系罍）北窑西周墓出土的玉器达200多件，种类丰富，其中以璋、璧、璜、圭为代表礼玉占有一定的比例，反映出礼玉在西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瀍河以东的摆驾路口、下窑村、东大寺、白马寺以及洛阳东关、东花坛、塔湾等一些地方发现的西周墓达百余座。这些墓最突出的特征是墓内多设有腰坑，有的在长方形土坑墓穴的一端带有曲尺形墓道，随葬品多有觚、爵、觯等铜质或陶质的酒器，其埋葬俗颇具殷人墓的特点，一些随葬铜器还带有殷族族徽的铭文，被认为是殷遗民的墓葬。联系到《逸周书·作雒》有周公“俘殷献民迁于九毕”，孔晁注：“献民，士大夫也，。九毕，成周之地。”的记载，周初确曾有一大批殷顽民迁于成周。这些墓当为他们及其后裔的墓。

自1973年以来，在洛阳老城以北，北窑村西、瀍河两岸发现了一处颇具规模的铸铜作坊遗址，表明成周王室高度的手工业发展水平。遗址面积近20余万平方米，遗址范围内的西周文化层堆积普遍在1.30--2.00米，发现的重要遗迹有房基、烧窑、灰坑和百余座殷遗民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陶范和熔铜炉壁残块。从陶范看，大部分外范，有青铜礼器鼎、簋、尊、觚、卣、罍、爵、觯等礼器，还有少量的车马器和兵器。也有少量的内范和母范。有些礼器的内范还带有铭文或刻镂精细的饕餮纹、云雷纹、回涡纹、夔龙纹、凤鸟纹、蝉纹、四叶纹、乳钉纹等。从碎陶范的结构成分分析，当时制陶的工艺过程相当复杂。研究表明，这里是一处由西周王室控制下的一处官营铸铜手工业作坊。其规模之大，品种之丰富，在所发现的西周青铜作坊遗址中是首屈一指的。（洛阳博物馆：《洛阳北窑村西周遗址1974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7期。洛阳市文物队：《1975－1979年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的发掘》，《考古》1983年第5期；《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年），文物出版社，1991年。）

成周洛邑作为与宗周并列的国都，在西周时期，兼具有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在政治上是“中天下而立以经营四方”，也就是何尊铭文所云“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在军事上则又是一座监视殷顽民，控制东方及南方的军事重镇；在经济上以成周为中心，便于向四方征贡赋，也就是所谓的“四方入贡道里均”。成王时的《名兽鼎》铭云：“尹命史兽立工于成周。十又二月癸未。史兽献工于尹。”立工就是建立各种手工业，献工就是呈现各种手工业产品，反映了成周王室手工业的发达。我们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将会获得更多有关成周洛邑的信息，以不断丰富和加深对这一都城文化的认识。

东周时期，随着平王迁都洛邑，现今的洛阳一带成为名符其实的王室所在地。文献记载，从平王东迁洛阳以后，到景王，历12世，周敬王时曾迁都于成周，至于周赧王又迁回于王城，近300年皆以王城为都。现已探明，洛阳市涧河以东的王城公园一带，是东周时期王城的所在地。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和探索，目前对东周王城的内涵和布局已基本了解。东周王城平面近于方形，南北长约3700米，东西宽约2890米。除东南部因地势低洼未发现城墙遗迹以外，其余部分基本上保存完好，城外有护城壕。西城墙从东干沟东北的土冢向南，至东干沟村附近，沿涧河东岸在王城公园跨过涧河向西，在七里河村折向南，南段城墙稍向外弧，至兴隆寨。南城墙从兴隆寨西拐角处向东跨涧河经瞿家屯村北。北城墙从东干沟村北土冢处沿干渠东行，至唐城西墙北200米处。西汉时期在周王城内建有河南县城，但城址的范围已缩小。

在东周王城内，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在城内西南部发现了两组面积较大的夯土建筑基址。基址的周围出土有大量的东周时期的筒瓦、板瓦和瓦当等，根据《国语·周语》“榖、洛斗，将毁王宫”的记载，推测这里很可能是王城的宫殿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271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在城址的南部，还发现了大面积的粮仓群。已探出的粮仓74座，整齐排列在南北长400米、东西宽300米的范围内。从粮仓废弃后倾入和各种质料的制品、半成品及铜料、铅料、炼渣、木炭等遗物分析，粮仓的附近可能是一个各种官营手工业作坊的集中区。城址的北部，尤其是在小屯村北、东干沟东北，发现有一片窑场，生产各类生活用品、建筑材料以及随葬用的明器等，可知这里是城内另一处手工业作坊区，生产的产品专门用来供城内居民消费。

迄今为止，在王城的东部、东北部及其附近发现和发掘了数千座东周墓葬、车马坑等。1954年秋至1955年春，在洛阳中州路发掘的260座东周墓葬。对中地区东周墓葬的断代具有标尺作用。这260座墓葬，根据随葬陶器的形制和组合，可以分为七期，从春秋早期一直延续到战国晚期，纵贯整个东周时代。其中随葬青铜礼器和车马器的墓，主要集中春秋时期的墓葬，反映了东周王室在战国时期衰微至极，名存实亡的历史事实。值得注意的是，城址的东北部是王城内的一处重要墓葬区。发现的墓葬中不仅随葬青铜礼器和铜剑的比例比较大，而且多出带墓道的战国大墓。如1957年在王城中的小屯东北发现4座相毗连的甲字形大墓，其中一号墓虽被严重盗扰，但在墓道两壁、墓室四壁尚存有彩绘痕迹，为红、黑、黄、白四种颜色组成的图案；出土的随葬品中，有一件白色玉圭片，上有墨书“天子”二字，显示了墓主身份的高贵。1974年在洛阳西工我凯旋路北侧清两年一座战国墓，墓葬平面呈甲字形，同样是被严重盗扰，残存的遗物发现有359件，其中“繁阳之金”剑为难得的珍品。最近，考古工作者又在位于洛阳市中心的河洛文化广场施工现场，即东周王城东城墙以内，紧挨东城墙陆续发现了279座东周墓葬和18座车马陪葬坑。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发现了由6匹马驾驭的“天子之乘”，对研究东周历史和探索东周王室墓地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除王城内的重要发现外，在东周王城以东、以西的也发现有大批的东周墓。尤其是在位于洛阳市以东10公里汉魏故城东北隅的金村，发现有9座特大型的东周墓葬，其中Ⅳ号墓出土的一件石圭置放于铜盘内，口沿上有“国君”二字。这些墓葬早在民国年间就已被盗，曾出土大批的青铜器、漆木器、玉器、金银器等。《洛阳金村古墓聚英》一书收录金村出土的文物328件，其中错金银器85件，无论是从制作造型上，还是工艺水平上，都可称作是上乘之作，遗憾的是这些器物均流失国外。但从已知资料推测，这里很可很是战国时时期的东周王室墓地。

东周王城内外发现的数千座东周墓葬以及多座车马坑，出土了大量的精美文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周时期洛阳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盛况。除以上介绍的外，又如1981年在西工区八一路战国墓出土鼎、豆、壶等青铜礼器15件，乐器铜甬钟一套 16件，铅跪俑4件，石磬6件，其中的4件铜壶颈腹部均以红铜嵌成狩猎纹图案；1982年在中州路战国陪葬坑中出土青铜器达147件之多，另有石编磬一套23件和部分精致的玉石器。这些出土的文物，足可以显示天子之都的风度和气派。在出土的青铜礼器中，多有大型器，错金银器富丽堂皇、纹样繁缛，表现出高超的铸造工艺；在出土的玉器中，常见有璧、环、璜、带钩、片饰、玉佩及棒、柱、珠等，反映东周时期礼玉向佩玉发展的时代特征；出土的陶器，多有精美的彩绘陶，同样是难得的艺术珍品。

接连不断的考古发现与众多精美文物的出土，向我们展示了两周时期王室都城与文化的繁荣和丰富多彩，它是我国早期文明发展的重要体现。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窥知两周文明之一斑，同时还可以寻出中华早期文明发展的轨迹。

青铜器不同时期造型和纹饰有哪些特点？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造型特点

中国古代青铜器源远流长，绚丽璀灿，有着永恒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传世和近年发现的大量青铜器表明，青铜器自身有着一个完整的发展演变系统。自夏、商、周至秦、汉整个青铜器发展史，大约可以分为十三期：即夏为二里头文化期，商、西周、春秋各为早、中、晚三期，战国分作早期和中、晚二期。秦、汉为青铜器发展 史的余辉。现将各期的特征，表述如下：

河南西部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业已发现数十处。经过发掘的地点还有郑州洛达庙和上街、陕县七里铺、洛阳东干沟、临汝煤山、淅川下王岗等地。山西汾河下游调查中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三十多处，夏县的东下冯遗址曾作过发掘。但科学发掘的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集中地在偃师二里头出土，河南的新郑望京楼和商丘地区，也有个别发现。

科学发掘的二里头文化期的青铜礼器，现仅限于饮酒器爵。基本的特点是流狭而较平，尾短、无柱，或有柱状的雏形，底平。体较扁，下承三足。体型分长体束腰式，长体分段式和短体束模式等数种。足有长短两类，长足为三角尖锥形，短足为三角段形，有些短足可能是使用损蚀所致。有的做成镂空状，是为二里头文化期的特点。

二里头文化青铜器一般无纹饰，但有些爵的杯体正面有一排或二排圆钉状纹饰。有的腹有圆饼状突起，当是二里冈期上因纹的滥觞。虽然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上未见动物形纹饰，但二里头出土的青铜戈的内部，已有变形的动物纹饰，因而不能排除青铜礼器上出现动物纹的可能。

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相当于商二里冈文化期。郑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测定碳14年代为公元前1620年，正合于商汤立国的时期，但是二里冈文化的下限还不大清楚。二里冈遗存分上下两层，上下层青铜器的差别不是属于风格方面，而是上层比下层的器类有更多的发展。商代早期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这是由于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重要的有二里冈、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大体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东南角。在城的东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铜器的墓地。在河南北部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器多起。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有重要的发现。以上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器，以二里冈上层的居多。

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状足成锥状足和器腹相通，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与殷墟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状承继二里头文化式样，—律为扁体平底。流甚狭而长。青铜斝除平底型的以外，还出现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形大孔，相当二里冈上层的器，+字形有成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边沿，留有数道缺口，郑州和黄陂盘龙城都出土过这种实例。管流斜置于顶上的半封顶袋足盉，后侧有一大鋬可执，在本期内颇具特色。罍皆狭唇高颈有肩，形体亦偏高。商代早期壶有提梁的有长颈小口鼓腹形和小口体呈悬瓠形的两种，也有小口器颈不高不设提梁的。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以为

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纹饰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二里冈上层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它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地，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极少有铭文，以前认为个别上的龟形是文字，实际上仍是纹饰而不是文字。

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在商二里冈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间，有几批青铜器出土。这些器物有某种商代早期的特点，然而已有较多的演变；也有某些殷墟时期青铜器特点的肇始。比较典型的是河北地区藁城台西下层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豫西的灵宝东桥，也有出土。殷墟文化一期有这类器物发现，如小屯232号墓所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和小屯331、333号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但这一类器物在殷墟发现并不多，而在其它地区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为典型而精好，现在还找不出像二里冈或殷墟那样生产这类青铜器的商代大都邑。盘庚迁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冈期之后，殷墟期之前这批青铜器是客观存在。由于这类青铜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过渡特点，所以有的将之断在二里冈期，有的断为殷墟文化早期。这类青铜器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而其时生产它们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冈文化期之后，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划出一个称之为商代中期的阶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确定，下限约在武丁之前。

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放所未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 在商代早期是从未出现的。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早期体型较高的罍，在这时发展为体型比例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巨型兽面纹罍是其典型。这时的圈足器上的+形和方形的孔，与早期相比，有所缩小。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再与—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称，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这时浇铸时芯范悬封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

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冈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原来粗犷的线条变得较细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兽面纹鼎和肥西的斝与爵，而阜南龙虎尊和嘉山泊岗的主纹兽面纹已较精细，圈足上的兽面纹仍保持早期的结构和风格。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这类兽面纹双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则无论是头像还是体躯都没有明显的区分。这方面的实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采用较多的高浮雕附饰，但线条轮廓有浑圆感，与晚期浮雕轮廓线峻直锐利的风格不同。

商代中期青铜器一般仍保持着不铸铭文的习惯，但个别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但是没有发现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称。

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

自武丁至于帝辛。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采用邹衡的四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后的发现，大体上都没有越过这个界限。而殷墟的青铜器分期则有张长寿的三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外，还有—些其它的说法。

《史记.殷本纪》载盘庚至武丁时较详，阳甲时，殷衰，盘庚五迁，至小辛复衰，至武丁得到了傅说为相，而后才能使“殷道复兴”。所谓殷衰，是指商王对诸侯失去控制力，诸侯不朝，即政治不从属，经济上不贡赋，因而国力衰微。而殷墟高度繁荣的青铜文化，必需在武丁的武功文治经营相当时期方能达到，武丁—即位不可能立即出现殷墟青铜文化的高度发展。因此，这个时代，可能是商代中期青铜器和晚期青铜器的交替时期。

商代晚期青铜器的重要考古资料有殷墟五号墓、殷墟小屯村北18号墓、武官村大墓、西北岗1040大墓和1040大墓、小屯圆葬坑等出土物为代表。还有殷墟西区墓葬群出土的青铜器。其它地区相当于商代晚期青铜器的出土地域，重要的有山东益都苏阜屯商晚期墓群、山西的永和、柳林、保德、石楼以及陕西的清涧、绥德、吴堡等地，这一带是有一定地方色彩的，主要属于商代晚期的青铜文化区。湖南洞庭湖以南宁乡的黄材、月山等地多次出土了商晚期青铜器，而醴陵，常宁、湘乡、衡阳、湘潭以及广西武鸣等地商晚期青铜器也有出土。商代青铜文化的分布很广，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铜器的地点，不在少数。

商代晚期如以武丁后期起计，至帝辛可能接近二百年或不足二百年，在这样长的时期内，按照具体情形，

又可区别为前后两个阶段。

殷墟时期前段

以小屯238号墓、殷墟五号墓、小屯村北18号墓所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其它地区的以山西石楼二郎坡桃花者、后蓝家沟、和湖南宁乡黄材等地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新出的器形有方彝，高颈椭扁体壶，敞口束颈椭扁扇体觯、觥等。

方彝见于小屯238号墓、殷墟五号墓更出土有“偶方彝”，偶方彝外形似二方彝合体，内为一长方形槽。

高颈椭扁体壶见于殷墟五号墓，口宽而椭扁，颈较高，腹部膨大，颈两侧有贯耳，下有圈足，有的有盖，

石楼桃花者扁壶则有龙形提梁。这类扁壶在商代晚期前段员风行一时，但至晚期后段就迅速消失。

敞口束颈椭扁体觯见于殷墟五号墓。有的无盖，颈部收缩皆不甚小，然而也有宽狭不同做法。器多小型，也有作中型的。另一种敞口束颈圆体似杯的觯，大约也在此时出现。以上两种觯在传世品中甚多。

觥有作鸟兽形和圈足的两类，全见于段墟五号墓。此时觥常见有鸟兽合体的造型，如妇好觥前为虎、后为枭的合体，司母辛觥前为怪兽后为怪鸟的合体，因而觥的前足与后足不相同。美国佛利尔美术博物馆也有一前为虎头后为鸭形而平啄的兽禽合体觥。合体造型是当时觥的造型设计的特点之一。山西石楼桃花者出土一角形觥，是觥的特例。

新出的还有鸟兽形尊，如妇好鸟尊、湖南湘潭出土猪尊、醴陵出土象尊，都是新形式，把容器做成动物的样子是前所未有的。也有设计成半容器半动物的式样，如双羊尊，中间是尊形，两侧为羊头，形状特殊。值得注意的是，方器在这时大为发展，殷墟五号墓出土的有方爵、方斝、方尊、方罍、方壶、方缶等等，而传世器中还有方觚、方觯，几乎凡主要的酒器都有方形，从整体来看，虽然方器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却是富有特征性的器物。

中期沿用的器类，在本期内也有或多或少的变化，并且出现了一些新的式样。

一 滥觞期 大率相当于殷商前期

二 勃古期 殷商后期周初至昭穆之世

三 开放期 恭懿王以后至春秋中叶

四 新式期 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

五 衰落期 战国末年以后

先秦青铜器的装饰纹样,按题材可分为动物纹,人物纹,几何纹三大类.而动物纹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想像构成为主,变形奇异,富有神奇色彩的神兽纹,如饕饕纹(一说兽面纹或面具纹),龙纹,凤纹等;一种是写实的,自然界中存在的动物纹,如鱼纹,鸟纹,龟纹,牛纹,象纹,兔纹,虎纹,蝉纹,蚕纹,蛇纹等.(高丰2006,p80)此时期各朝代的青铜器装饰母题不尽相同,下面将一一陈述:

1,滥觞期纹饰(殷商前期)

此时期之青铜器物,普遍装饰线条粗犷而构图繁密的纹饰,并采用左右的动物抽象纹,除主纹外还有抽象的鸟纹及其他纹饰,如龙纹,蝉纹做为陪饰,有的陪饰在两侧的鸟纹上更有一小兽,如此构成了器物的饕餮纹(有人称兽面纹).饕餮纹是商代至西周早期青铜器最有特色的代表性纹样,此纹样是一种被夸张了的或幻想中的动物头部的正面形象,其特徵是横眉例口,宽鼻瞪眼,口中有撩牙或锯齿形牙,额上有一对立耳或大椅角,并有一对锋利的爪子.「戒贪说」,「符号说」,「通申说」,反映人们对这种神秘纹样的关注和探讨,实际上,这三种说法都有相当的道理,或者实际上三者都兼而有之,因此饕餮纹的内涵是集政治性,宗教性,道德性为一体的.

2,勃古期纹饰(殷商后期及西周初期)

商代器物纹饰以取材於动物形象者居多,其中除了现实中常见的牛,羊等动物形象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幻想中比较抽象的物象,如菱龙纹,粪凤纹,云雷纹等.这些形状奇特,怪异,透出一股神秘诡异色调的纹饰,在商代器物纹饰中占据著主流.这些纹饰的母体大多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秘动物,它们与饕饕纹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一种庄严肃穆乃至森严可怖的气氛.从总体上讲,追求神秘和繁复是商代铜器纹饰的特点.

简述我国夏、商、西周灿烂的青铜文明的具体表现

夏商周号称“青铜时代”

夏朝的青铜器目前发现较少，且较零碎

商代是青铜器的繁盛时代，青铜器多见于礼器或兵器。最大的是司母戊鼎（迄今为止），最精致的的四羊方尊（当时）。同时期的还有四川的三星堆青铜器

西周时青铜器平民化、日用化

春秋时，青铜器有了金银错技术和雕铸技术，青铜器极品是莲鹤方壶（出土一对，一个上交国家，一个现存河南博物院，是镇馆之宝），代表了中国青铜器的最高工艺水平，还有后来湖北出土的曾侯乙青铜编钟，是青铜工艺和音乐技术的完美结合，历经千年依然能演奏

春秋时已出现铁器，开始取代青铜器，并使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商代、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发展概况。特别是答题的要点！！谢谢！！

这里只说青铜重器，也就是礼器的情况。民用器具和兵器暂时不管。

1、器型：商代以大型礼器为主，器物种类较周代少，有鼎、尊、爵、觚等品种。其中以四足方鼎为典型代表，如著名的司母戊方鼎等。器形庄重朴实、凝重浑厚；多采用整体铸造法，遇到大型铸件也会采取分体铸造然后焊接的工艺。

西周是中国青铜器发展的高峰，。品种发展出了簋、盘、盏、鉴等近百个品种。并逐渐进入民间，一改商代凝重严肃的风格，器形变得活泼多样，充满了艺术想象力。其中作为国家重器的鼎变化最大，由商代的四足方鼎演化成了三足圆鼎，“三足鼎立”由此而来。在原来的基础上，出现了失蜡法、镂雕法等新工艺，可以铸造出前代无法完成的青铜器。

春秋战国合称东周，此时代礼崩乐坏。原来只有天子、国君和贵族才可以铸造的青铜器逐渐流入民间。因此这一时代的青铜器生活化气息进一步深化，而重器逐渐减少。战国时期铁器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青铜器的衰落。

2、纹饰：商代多以怪兽纹装饰器物，如饕餮纹、盘龙纹等等，描写战争、祭祀的图案也很多。充分说明了商民族勇敢尚武、崇拜鬼神的特性；整体感觉神秘、恐怖。

西周青铜器最大的特点就是铭文，周人习惯于在青铜器上铭刻事件、时间等。纹饰则多样化发展，出现了人兽纹、云雷纹、乳钉纹、水波纹、鸟纹等式样。整体感觉较为世俗化、较为轻松。

东周时期出现了著名的错金纹装饰，金银丝镶嵌青铜器是这个时代的代表器物。如河北中山王陵就出土过精美的错金铜壶。

3、用途：商代青铜重器几乎都是礼器，当时的铜料都是从云南运来的。高昂的成本只有商王才可以下令铸造。所以只能用来向神秘的神明献祭。

西周时期随着周礼的确立，青铜礼器的地位被进一步确定。如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等，但是随着青铜器逐渐流入民间，也出现了大量的青铜酒器、乐器和日常器物。

东周时期是青铜器开始衰微的时代。除了作为礼器，他的地位逐渐被铁器、瓷器所取代。是中国青铜时代的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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