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美金价值_1936年美元金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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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国际上的海运大国，我国的船舶总吨位已经位列世界前列。但是由于受世界各国贸易往来的日趋频繁以及近年来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如今海上贸易货物损害赔偿诉讼的数目也日趋增加。所以，如何通过法律的途径限制、规避承运人的风险，首先对促进我国航运业的发展十分重要；其次，由于在我国近乎所有的轮船公司都是国有企业，所以研究承运人的责任限制制度，也对避免我国国有资产的流失有着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我国也是出口大国，我国的货主也应该对承运人的责任限制制度有所了解，以便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利益。本文试图以海上货物损害赔偿为主要对象，借以讨论海事损害赔偿中承运人责任限制的立法现状，并且提出在现行的承运人责任限制制度中的一些问题及解决的办法。

一、我国《海商法》有关承运人责任限制的法律规定及其联系

1992年七届人大常委会二十八次常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由于《海商法》在其制定的过程中广泛地参考了国际公约和惯例，故曾一度被认为是一部我国法律体系中最具国际性的国内法，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具有一定的领先的地位。关于承运人的责任限制，我国《海商法》主要在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的第二节《承运人的责任》中的单位责任限制以及第十一章《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中以与规定。

就第十一章《海事赔偿责任限制》而言，我国是参照《1976年海事索赔责任限制公约》的规定而制定的。这构成了我国对承运人责任限制的主要法律规定之一，也是对于承运人的一个总的责任限制。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又称船舶责任限制或船东责任限制，是指在发生重大海损事故时，海事责任人根据法律的规定将自己的赔偿责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这是一种十分特别的制度，纵观其它许多行业，都没有类似的责任限制制度 .这种责任限制制度的存在，极大地保护了包括承运人在内的责任人的利益，因此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笔者以为，就对承运人的责任限制而言，《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仅具有一般的补充意义，并不是承运人责任限制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是由于：

（一）、这种海事索赔责任限制的申请人并不是仅仅是承运人。根据《海商法》第二百零四条、二百零五条、二百零六条规定：凡是只要对其行为、过失负有责任的人员，都可以限制赔偿责任。这些人包括：船东、承租人、经营人或管理人、救助人。可见，拥有主张限制海事赔偿责任资格的主体并不仅仅是承运人。换言之，这种制度也不是为承运人单独设计的。

（二）、海事索赔责任限制有明确的例外条款，因此即使根据《海商法》或《1976年海事索赔责任限制公约》的规定，承运人依据限制性债权可以申请责任限制，但是其并不一定能申请到责任限制。《海商法》第二百零九条规定：经证明，引起损害赔偿请求的损失是由于责任人的故意或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不作为造成的，责任人无权按照本章规定限制赔偿责任。对这个例外条款我们应注意以下几点：“可能造成的损失”无需是实际造成的损失，假如该投诉的损失是一种可能造成的损失的话：“轻率的”（recklessly）含有某种决定冒险或对其存在漠不关心之意；明知的要求涉及证明在疏忽行为发生当时行为人内心实际的明知，该疏忽行为的发生及它确实涉及该条考虑的可能的损害类型。

（三）、虽然能够引起海事损害赔偿责任限制的原因的范围十分广泛，但是总体而言都只能是由责任人的侵权行为引起的。只有当损害是由责任人的侵权行为而引起的情况下，责任人才能提出责任限制。这种侵权不仅导致财产损失，还包括人身性的损害。而在实践中，对承运人提出的损害赔偿不仅仅是因为其侵权行为，更多地是基于收货人与承运人之间的B/L合同关系而产生的。而对此，根据法律责任人只能对“非合同”的关系提起诉讼规定，责任人是不能提出责任限制的。因此，仅就货损索赔一项而言，就不是所有的货损索赔都可以主张船舶责任限制的。况且对货主而言，告侵权和告违约的救济方式是不同的。所以，《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对限制承运人的责任仅具有一种普遍的作用，并不能完全保护承运人的利益。

因此笔者认为，《海商法》对承运人责任的限制主要体现着第四章第二节《承运人的责任》单位责任限制中。单位责任限制又称承运人赔偿责任限制（Package Limitation of Liability），是指对承运人不能免责的原因造成的货物灭失和损害将其赔偿责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由于关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承运人的责任制度，我国是以则以《海牙-维斯比规则》（Hague-Visby Rules）为基础的，所以对承运人的责任限制也沿袭了《海牙规则》的做法，即以“每件或每个货运单位为六百六十六点六七计算单位，或者按照货物毛重计算，每公斤为二计算单位，以二者中赔偿限额较高者为准”，除非承运人与当事人之间另行约定了赔偿价格。当然，这是属于合同法“定约自由”的范畴，一般应予尊重，除非他们规定的单位赔偿价格低于法律规定的价格。这是因为法律必须防止承运人利用自己较之托运人有利的地位来减轻自己的责任，而这也是《海牙-维斯比规则》所一再强调的。

由于《海商法》在承运人责任中所规定的对于承运人责任的限制不仅可以适用于因侵权还适用于因合同而引起的索赔，而且也不问引起货损的承运人的主观态度，因此几乎所有的承运人对所有的货损索赔都可以主张这种责任限制，所以它对有效地限制承运人的责任也便更为重要。因为毕竟在海事赔偿诉讼中，根据英国伦敦罗氏协会（Lloyd‘s）的统计，对货物损坏赔偿的诉讼往往占据了绝大多数的比例。

事实上在实践中，承运人／船东几乎很少使用船东责任限制制度，而是大多数的情况下都会去主张单件责任限制。这是由于，一则在当今的国际航运中，一个航次只运一票货的情况并不多，大多数是由多个货主联合起来合租一艘船。这样除非发生特大的海损事故导致货物全损，否则船东／承运人并不值得为了其中一二票货的货损索赔而要求船舶责任限制。因为这种情况下船舶责任限制的最高额度几乎必然高于单位责任限制的最高额度。二则很多大的航运公司，如马士基、商船三井 、中远等都很重视自己的商誉，如果总是动不动的就主张船舶责任限制，往往有损其信誉。更何况几乎所有的船东都是各种船东互保协会的会员，发生货损的索赔是由互保协会负责的。

因此在货损索赔中，鉴于承运人单件责任限制对象的针对性以及适用情况的广泛性，所以相对于海事索赔责任限制而言，承运人的单位责任限制是独立的，而且是应该第一位适用的。但是由于在海运货损的索赔中，究竟是告侵权还是告违约只是当事人自己的一种选择（因为二者往往是同时发生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承运人符合《海商法》第十一章关于主体资格的规定，而且运用船舶责任限制又相比较于第四章中的单位责任限制对承运人而言又更为有利的话（比如货物全损），那么船舶责任限制是可以再一次适用的，即可以进行二次限制。二两次限制的结果往往是使承运人获得更加低的最高赔偿额度。

虽然这种做法对承运人做出了一种法律上的倾斜，但是这种倾斜不仅有其历史上的原因 而且也有其现实上的必要性 .

另一方面，就货损以外的损害赔偿而言，那就应该直接适用《海商法》第十一章《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规定。这些损害赔偿的范围十分的广泛，包括：a发生于船上的与船舶运营直接相关或与救助作业有关的行为引起的财产灭失或损坏，即属于《海商法》207条规定的限制性债权；b有关延误海上货运所致的索赔；c关于侵害非合同权利发生于与船舶经营或救助作业直接相关的其它损失的索赔；d有关清除障碍物或使得货物对船舶无害所致的损失；e责任人以外的其它人，为避免或者减轻责任人根据公约规定可以限制赔偿责任的损失而采取措施的赔偿请求，以及因此项措施造成进一步的赔偿请求 .

二、单位责任限制与黄金条款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事实上在实践中单位赔偿责任限制对于承运人的意义远远大于船舶责任限制。所以能否正确地使用单位责任限制对于承运人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但就承运人而言，在进行单位责任限制时却面临着一个问题，即法律的不统一。就单位赔偿而言，国与国之间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虽然国际社会为了统一立法，制定了《海牙规则》、《海牙-维斯比规则》以及《汉堡规则》，但是由于各国之间是参加的公约不同，所以也导致了一定的不一致性。著名的海商法学家William Tetley教授就曾经罗列出了九种赔偿限额的类型。

从历史上说，由于绝大多数最早的《海牙规则》的缔约国的法律都规定，凡是从本国出口的货物都必须适用《海牙规则》，甚至美国还规定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的货物都要适用《海牙规则》。如1924年英国《海上货物运输法》第三条、1936年美国《海上货物运输法》第十三条以及加拿大《水上货物运输法》第四条均规定：提单应载明本提单受制于《海牙规则》的条款 .所以很多航运公司在与货主缔约时为了避免违反上述国家的法律而导致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往往在其签发的提单中以首要条款的形式规定适用《海牙规则》。但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即《海牙规则》规定的单件赔偿数额100英镑究竟应该怎样理解的问题。

根据《海牙规则》第9条：“本公约所指之货币单位是指其黄金价值”。假如以此理解的话，那么这100英镑就不是指其纸币的价格，而是其所代表的黄金的价格。由于《海牙规则》制定于1924年，当初其所代表的黄金的价值到今天已经翻了几十倍。以前一直有人认为《海牙规则》的单位赔偿额度过于低了，但是如果以金价而论的话，那么即便比起《汉堡规则》也是要高出好几倍的。这样高的单位赔偿额度，对于承运人来说简直和没有限制没什么区别（也许在这种情况下，承运人会考虑使用船舶责任限制）。虽然承运人曾辩称，这里所谓的100英镑应该根据《海牙规则》第四条本身来解释，而不应结合第九条一起来解释，但是事实是在美国及英联邦的好几个判例都表明法院支持将100英镑理解为黄金价格。

虽然自此之后的《海牙－维斯比规则》去掉了这一条款，许多原来参加《海牙规则》的国家加入了《维斯比规则》，而另一些国家参加了《汉堡公约》，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可以忽视《海牙规则》中的“黄金条款”。因为毕竟如阿根廷、印度、孟加拉国等前英属殖民地国家在其独立后并没有废除《海牙规则》，但也没有参加《维斯比规则》或是《汉堡公约》，所以其仍是采用100英磅黄金价的国家。有趣的是，发现这个问题的恰恰就是印度最高法院。另外考虑到这些国家曾同属英国殖民地，英美的判例对其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对各国承运人而言黄金条款在这些国家决不是危言耸听的。

中国法院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遇见类似的案件。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主要是因为世界上的几个主要海运大国几乎不会将中国选为争议的解决地。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很多航运企业出于进出口贸易的需要，往往要选择英美国家为争议解决地。特别是据了解在我国的一些远洋运输公司签发的提单上往往喜欢用首要条款的形式规定适用《海牙规则》，因为毕竟《海牙规则》的单件赔偿限额如果不以黄金计价的话是大大低于《维氏比规则》或是《汉堡规则》的，况且在诸如时效、提单的证明力的问题上也对船东有利，但是风险总还是存在！当然我们的承运人可能会辩称他们在提单上已经另行规定了单位赔偿的数额，但是既然提单中已经用首要条款的方式规定了适用《海牙条款》，那么由于根据《海牙条款》中不得减轻承运人责任的规定，我国承运人规定提单中的单位赔偿数额往往会是无效的。

所以就我国的承运人而言，似乎应该改变对《海牙规则》的“迷恋”。不错，《海牙规则》的确比较有利于承运人，但是假如一个承运人处处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置收货人、托运人的利益于不顾的话，那么特别是在近几年国际航运普遍不景气供大于求的情况下，这样的承运人是没有长远发展前途的。更何况有时《海牙规则》并不一定就来的对承运人更有利。

不过如果必须要适用《海牙规则》的话，那么笔者以为也可以不要用首要条款的形式。因为虽然有些国家法律规定必须载明受制于《海牙规则》，但是即便提单中未采用首要条款，并不因违反法律而无效，对有关公约缔约国及有关国家而言，仍应适用公约或以内国法化的《海上货物运输法》。在1932年Torri案及1947年The Ciano案，法院均对此做出了认定。所以，承运人完全可以将《海牙规则》的条款一一列在提单上，但是去掉其中的“黄金条款”或者将其单位责任限制干脆直接规定适用《维斯比规则》的SDR （Special Drawing Right） 协议，然后再将其转化为人民币。比如在中远的提单上就规定了700元人民币的单件责任限制。有时，如果在提单中写明不方便的话，也可以在租约里对此以与规定，然后在签发提单时“并入”租约即可（incorporate all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C/P into B/L）。

当然，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方法还是取决于我国是否加入了上述的几个国际条约，虽然William Tetley教授在他的《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中有关承运人对货物灭失损坏赔偿限制的比较分析》一文中将中国归类为：“适用《维斯比规则》和协议书，但国内对赔偿限额另有规定的国家”，但事实上是我国并没有加入上述三个条约中的任何一个条约。这对于我国的承运人是很不利的。考虑到我国的《海商法》在制定《承运人责任》一节时，其实就是以《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为基础的，所以并不妨直接加入上述的公约。这并不至于导致什麽法律上的冲突。另外综合考虑上述的三个公约，笔者以为，我国加入《维斯比规则》更为有利。因为一则世界上大多数的航运大国都是《维斯比公约》的缔约国；二则《维斯比规则》由于是对《海牙规则》的补充，所以更具现实意义，更符合当今航运界的实际。

三、船舶责任限制在实践中的应用

虽然说在现实实践中，船东／承运人往往主要是运用单位责任限制来限制其责任，但这并不表明船舶责任限制对于船东／承运人而言就不重要了。毕竟，每年在世界范围内，特大的海损事故还是很多的。著名的有“Exxon Valdez”案、“Torrey Canyon”案、“The Titanic”案。中国也有，比如中远的“Bright Field”案。这些案件，假使承运人不进行船舶责任限制的话，往往赔偿金额会数以十亿计。但是正是因为有了船舶责任限制，在“Torrey Canyon”案中真正赔偿的金额只有50万美元（因为只剩下一首小救生艇），而著名的铁达尼号案件中最终船东的责任限制为9万美元。

但是也如同承运人的单位责任限制一样，由于国际上关于船舶责任限制的立法并不一致，所以导致了许多不同的责任限制的标准，如“船价制”、“吨位制”、“委付制”以及一些其他的限制标准。这些不同的标准直接导致了同一个船东在不同的地区或国家由于适用的法律不同，其赔偿金额也会大相径庭。同样是上述的“Torrey Canyon”案，在美国的限制为50万美元，但假如到英国上诉却可以限制到130万英镑，而这也是导致如今国际上航运界“择诉”之风盛行的原因之一。

由于在某些国家，出于种种原因，这些国家将其的船东责任限制定得很低，几乎等于零，所以在航运界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所谓打货损官司，并不是要去争什么《海牙条款》，而是要去争‘中止’（Stay）”。

理由是承运人在签发提单时往往在提单中已经定下了管辖权条款，而这些管辖地往往就是那些将船舶责任限制定得很低的国家。假如收货人要告承运人，那是要依据提单来告的。如果收货人不承认承运人签发的提单，那就连告的资格都没有了；如果你承认了承运人的提单，那又怎能不承认其中的管辖权条款呢？所以在这种时候，货主是很被动的，如果坚持诉讼，往往会得不偿失。一个很有名的案件是“The Benarty”案，在这个案件中货主最终因为印尼的船东由于可以享有船舶责任限制而只需赔1500美金而放弃了诉讼从而自认倒霉。所以对于中国的货主而言，争取一个好的管辖的是很重要的。

但是对于承运人而言，却并不见得因为有了如此之低的船东责任限制而不需承担任何风险了。否则，大家就都到印尼之类的国家去打官司了，但印尼至今也未见其成为海上贸易的中心。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国际贸易中大家都要讲信誉，法律不该鼓励承运人逃避应负的责任，否则将会不利于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的确，在船东责任限制刚开始的时候，法律是出于保护承运人的目的，但是到今天已经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了。在Maryland Casualty Co. v. Cushing， 374 U.S. 409， 437，（1954） AMC 837， 859 （1954）， Black大法官认为：“再去扩大责任限制今天看来不合时宜，在1851年立法当时所有的客观环境今天已经不复存在。将来众议院要再想去协助航运，他们最好用政府资金去资助，而不是逼受害人去资助”。第二、在当今航运界，只要不是一些没有参加过保险的一船小公司，大多数的承运人赔偿起来都很爽快。因为他们知道，假使他们费尽心思去争取什么责任限制，最终得利的还是保险公司。而他们自己反而要出很大一笔律师费。所以很少会有承运人去争取责任限制，相反，倒是保险公司对责任限制更感兴趣。

因此，在近几十年内，承运人能够成功申请船舶责任限制的案件并不多，绝大多数都是承运人以高于责任限制的金额进行和解的。比如前面提及的“Exxon Valdez”案，最终就是以承运人赔偿100亿美元而告终的。但是这并不表明今天对船东的责任限制就没有必要了，毕竟航海仍然是个高危险的行业，对于一些想成为世界航运大国的国家而言，责任限制仍然是鼓励资金进入航运界的有效手段之一。

四、结束语

近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呈逐年上升的趋势，随之发生的货损索赔也同步增加；另一方面我国的几个大型航运企业，如中远、中外运也正朝着世界一流海运公司的目标前进。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如何通过立法引导、规范这些航运企业的发展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通过研究有关承运人责任限制的制度，一方面可以是我国的承运了更加注意如何规避风险，另一方面也能使承运人与货主在一个相对比较公平的环境中进行交易，并公平地承担风险。毕竟，货主与承运人都是通过货物运输而盈利的，如果风险要求其中的任何一方来承担那都是不公平的。而只有在一个对双方都公平的环境下，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我国对外贸易与国际航运的双赢。

国债是否受战争的影响？ 需要知识渊博的人来回答呀！呵呵..

这道题我答过，

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提到贵金属货币，不仅指金和银，还有钯、铂等等，因为它们自身稀有，而且易分割储存，所以人类从原始社会末期，就把它们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一直延续到今天。以贵金属作为货币虽然有诸多的优越性，但是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人类所创造的一切工具都是为了给人类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和帮助。在我国封建社会以后，由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日臻进步和完善，人们发现它作为货币重量大，不易携带，而且流通起来不方便。到了20世纪30年代，贵金属货币逐渐退出了商品流通领域，而进入到货币储存和收藏领域。

\\\金银天然不是货币\\\

金银最初只是普通的商品,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在物物交换中充当过等价物、一般等价物,最后凭借其特点取得了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独占权。

\\\货币天然是金银\\\

金银本身也是包含一定价值的商品,具有体积小而价值大,质地均匀,易于分割,不易腐烂,便于保存,便于收藏和携带等自然属性,因而便于执行货币的职能。

楼主应该能看懂吧。还是大学好没这么辛苦。呵呵。

金牌是纯金的么?哪届奥运会金牌档次最高?

近代中国债券市场的价格，伴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动，而不断发生巨大的变动。这种变动集中反映在证券交易市场上。处于全国金融中心的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是近代中国最大交易所，因此，上海证券市场价格的变动成为研究近代中国债券市场价格变动的主要依据。本文试通过对这一时期相关历史资料的分析，揭示影响近代中国证券市场债券价格变动的主要原因。

一、近代中国债券市价变动的基本状况

近代中国债券的发行始于1894年，当时的清王朝为了弥补国库的空虚，开始效仿西方的公债制度发行公债。清王朝发行的主要公债一共有三笔：息借商款、昭信股票和爱国公债，估计实收白银不足5000万两。这些公债基本上未进入流通，因此，也就无所谓价格的变动。辛亥革命以后，公债发行逐渐增多，交易的要求越来越强，1918年2 月北平证券交易所成立。从1914年至1927年，以北京为中心、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为承销主体的债券发行与交易市场基本形成。但是，伴随国民党政府机构向上海的转移，以北京为中心的证券市场开始衰落，1929年前后以上海为中心的债券发行与交易市场基本形成。债券市场交易的债券98％是政府公债，价格的变动也以政府债券为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命运未知，债券的发行和交易走向衰落。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公债在民国十年（1921年）整理案未实行前，无连续资料可供研究，因此，本文主要研究1922—1937年这一时期的债券价格变动。

我们首先分析1922年到1929年债券市场的价格变动情况。

1922年债券市况以整理六厘公债及整理金融公债最为活跃，全部债市从1月至7月均呈跌势，由于信交风潮的影响，证券市场极为消沉。 7月以后，政府通过了关税余款变通拨付办法，使担保基金有了保障，债市开始逐渐上涨。尽管中间由于直奉战争等原因，债市有所回落，但总趋势是上涨的，只有九六债券因担保基金无着落而趋跌。

1923年年初由于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有不愿保管基金的传说，债市恐慌而引起价格下落，安氏澄清事实后，正值银根宽松，债市回涨且形坚挺。此后，由于4月份金融债券抽签延期和7月的政局变动，再加上11月秋收，银根趋紧，只有金融债券补行抽签价格上涨，其他均呈跌势。

进入1924年，债市普遍上涨。然而，由于8月间银根收紧， 九六公债基金无着，引起债券市场风波，加之政局动荡、水灾旱灾同起，债市一落千丈。直至10月战事结束、商业凋敝、银根平松，债市才开始好转。

1925年，债市在前4个月涨势极盛，直到5月间，茶茧交易需用资金，债市上涨趋势略缓，加之发生，沪市于6月中罢市达25 日之久。10月，浙军抵达上海，奉军退却，11月，整理金融公债、整理六厘公债两债相继抽签，人心稍见平稳， 债市才逐渐回升。 从总体上看，1925年债市除中间略有起落外，大致趋涨。

1926年债市状况比较平稳，还本付息均能按期举行，债券价格没有大的波动。由于公债利息优厚，购买公债成为良好的投资形式。这一时期是近代中国公债发行以来价格较为稳定的时期。

1927年债市急转直下，整理六厘公债1月间价格还在80元以上，到8月便跌至36元；

七年长期公债价格1月间在70元左右，到8月则跌至33元，其价格低落是近年来所仅见。8月以后政局逐渐稳定， 市场上盛传本年度整理各项债券利息均有可能按时支付，因此，年底债市开始上涨。

1928年债市极为兴旺。卷烟库券、军需公债、善后八厘公债、金融短期公债、金融

长期公债都于年内发行，而债市不曾因为新债的增加而受到影响。虽然5月间由于济南惨案，债市曾一度下落， 但全年趋势大致都在上涨中。

1929年，尽管时局变动，债市总体来看偏于向下，但无剧烈变动。（注：有关上述时期债券市场价格变动的情况，详见孔敏主编：《南开经济指数资源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468—470页：杨荫溥：《中国金融论》，黎明书局1931年版。）

接下来分析1930年—1936年债券价格的变动情况。

1930年9月，债券价格开始上升。随着政局的变动，从1931年4月至1932年2月债市又持续下跌，高低相差45元。1932年5月至1933年1 月债券价格上下波动，但是起伏不大。1933年1月以后债市开始上升， 高低相差也在45元左右。由于经济不景气，工商业呆滞，利润收入不如证券投机，因此公债投机之风炽烈，交盛，日间买卖票额常超出3000万元。1931年每月平均成交额达27800万元。1932年因为沪战停市数月，交易总额稍减。1933年每月平均成交额超出票面26500万元，而1934 年头5个月每月平均票额竟在32400万元以上，但其中大部分交易是买空卖空，交割比例很低。1936年1月，伴随经济形势的恶化， 税收收入的减少，担保基金亏空日多，债市价格下跌。1936年3月又一次整理内债，截止到12月底，在这一时期价格变动不大，一直处于徘徊状态。1937年价格开始上升。

从1930年至1937年的裁兵公债每月高低市价图也可看出上述价格变动趋势。

附图{f70d02}

图1 裁兵公债每月高低市价（注：该图所根据的1930 年数字见《经济统计季刊》

1932年3月，第1卷，第1期：1932—1934年6月数字，见于英杰：《近代中国内债之观察》，《东方杂志》第31卷， 第14 号；1934年7月—1936年2月数字，见中国银行总行管理处经济研究室：《中外商业金融汇报》1935年1—12期，1936年1期，有关内债上海市价表。）

二、政府的债信程度及债券收益率与债券价格波动

中国近代证券市场交易的主要标的物是政府债券，因此，与资本主义国家以公司股票和公司债券为主要标的物的债券市场不同，影响中国近代债券市场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政府的债信程度及债券的收益率。

1.近代中国政府债券的特点

近代中国政府债券的发行是效仿西方的产物，多数都指定担保品，而资本主义国家则很少指定担保品。这主要是由于人们对债券认识不足，国家债信不十分可靠，只有提供担保品保证准时偿付才能取信于民，使债券得以顺利发行。在近代中国，公债与国库券差别不大，只不过国库券期限略短，每月摊还本息，而公债则定期抽签还本。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公债与国库券的差别较大：公债期限较长，通常至少在三、四十年左右，而且是在期限内任意偿还，库券只是临时借款。此外，近代中国政局变化无常，证券市场稳定性比资本主义国家要差，价格变动大，因此，债券常为投机标的物。

2.债信程度及收益率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既然政府债券是近代中国债券市场交易的主要标的物，所以，政府的债信程度自然成为影响近代中国证券市场债券价格的主要因素。政府债信主要取决于担保基金是否稳固以及基金保管是否确定。担保基金巩固，偿债有确实财源，价格稳定且趋涨；担保基金无着则债市下跌，价格动荡。例如，北洋政府时期整理案内各债，由于基金稳固，各债稳定且趋涨，自民国元年至民国十一年，政府虽然连年发行新债，但债券自从整理以后，逐年抽签还本付息，信用渐佳，购买者渐增。邮政储金、养老金、学校基金以及个人置产均视公债为良好投资方式，由此债市呈上涨趋势。政府所发新债也能在5—6折以上出售。“九六公债”因担保基金无着落而跌落，因传闻基金有着落而上升，因国民党不予承认而下降，其陡涨陡落，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担保有无。基金保管是否确定，（注：如北平政府所发公债，整理案后，基金委托总税务司保管，其还本付息大权尽属总税务司。）也往往引起债券行市的变动。如安格联去职就引起价格下跌。另外，国民军定都南京后，政府对于各项内债，尚未有确切保障的表示，因此人心疑虑，导致债券价格下跌。国民党政府所发各债担保基金也由于公共保管、收支公开、信用较好而导致债市较为稳定。影响债信的其它原因，如市场容量的大小，还本抽签日期等，也会引起价格的波动。

表1 1928年—1937年债券价格收益比较

收益指数每年12%=100为基础 价格指数1937.7月末=100为基础

年份

指数 收益% 高 低

1928 69.6 17.3 …… ……

1929 81.0 14.8 …… ……

1930 68.0 17.7 …… ……

1931 62.2 19.3 107 55

1932 49.1 24.4 77.7 49.5

1933 71.4 16.8 92.9 58.7

1934 96.8 12.4 109.8 80.1

1935 92.4 130 110.4 86.1

1936 103.9 11.6 106.6 97.1

1937(6月) 137.4 8.7 116 104

资料来源：〔美〕阿瑟·思·杨格：《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债券收益率是吸引各界（主要是银行业）经销债券的主要因素，因而，也是影响证券市场价格变动的又一关键因素。从北洋政府时期到国民党政府时期，发行了大量的政府债券。北洋政府时期发行6.12亿元，国民党政府从1927年到1936年期间发行了26亿元（根据千家驹先生计算）。这些公债之所以能成功地筹集，主要是由于债券价格低廉，能带来高额收益。在金城银行收益、开支和净利表（1917—1927）中，有价证券损益一栏内显示证券收益平均占利润总额的11.9％，有时高达20.61 ％。（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页。）1927年，在军事政治不稳定的情况下，上海银行界肯于认购债券，是因为政府给予了极优厚的条件，虽然当时还没有贴现（注：持票人以未到期票据向银行兑取现金，银行按市价利息率以及票据的信誉程度规定某一贴现率，然后扣除自贴现日起至到期日止的利息，将余额支付给持票人的资金融通行为。）的承诺。1928年春，为了使政府债券能够更为顺利的发行，国民党政府采取了给上海银行家以公债贴现的办法，由此一个相当活跃的债券交易市场便建立起来，高额收益率使银行界乐于承销这些债券。如表1所示，财政部从1927 年至1931年间所发行的公债平均利息率是8.6％。 因为公债出售时的高贴现率，所以它的实际收益率是比较高的，杨格的一项研究表明，从1928年到1932年债券的平均收益率大约是15％—24％， 1933年为16.8 ％，1934年为12.4％，1935为13.0％，1936年11.6％，1937年6月为8.7％。

政府发行债券，名为十足发行或九八发行，实际上是按远低于票面的价格发行，使承购银行有厚利可图，并可利用这种债券买卖业务在市场上进行投机。金城银行自创立到抗战前20年中购买公债和国库券，始终是资金运用的一大流向。它自己也公开承认：“近代中国有价证券，以中央政府发行之公债、库券，担保最为确定……市场流通性也最大，故本行对于此种债券之投资，商、储两部历年均达相当之数。先就商业部而言，最近三年来（1934—1936），此项投资与本行抵押、信用两项放款总额比较，约等其1／6。”事实上，加上储蓄部的公债、国库券，这三年就分别达到27.15％，24.735％和26.28％（除了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外，金城银行比任何银行都大）， 抗战前夕更达到 42.81％，比1927年增加了7.71倍， 它购存的统一公债票面额占政府公债发行总额的2.88％。在金城银行账上，民国七年短期公债（1918—1919）和整理金融公债（1920—1922），按照它们的利息、折扣、还本付息年限次数及当时记帐价格平均计算（前者每百元78.05元，后者64.42元），前者年息为19％，后者高达23.5％。金城银行专设丰大号从事公债投机，所获暴利就更难以计算了。（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 惺妨稀罚?虾H嗣癯霭嫔?983年版，第12、13页。）公债不仅成为证券市场的热闹货，而且也成为借贷的筹码，引起银行信用的扩大。银行持有公债愈多，公债能否还本付息与银行的关系就愈大，银行与政府在经济上的依赖关系愈深。

银行界成为债券的最大持有者，他们的交易活动对证券市场有很大的影响。银行家们凭着自己持有债券的能力操控市场价格，并从中谋利。因此，债券价格时常波动很大，公债买卖成为银行界流动资金的最大用途。

3.政府出售债券的债务收入。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出售债券的收益大约是50％—60％。例如，经济学家朱契认为，1927年到1931年间政府的收入只是公债发行的53.5％；千家驹先生认为是50.9％；而杨格则认为，1927年—1937年公债收入总量为普通票面价值的64％，后来他认为这一数字显然估计太高而进行了修正，修正值大约是1／2—2／3之间。总之，政府售出这些债券的代价是高昂的，其结果是使国家财政得以统一，银行业得以迅速扩张，并成为高额利润受益最大的行业。

三、国内市场的变动与债券价格波动

一般说来，如果商业振兴，商品交易活跃，投资于商业较容易获利。商业流转及信用需要增加资金，人们则倾向于投资商业，而卖出债券，这时债市价格必然下跌。如果商业不振，市场呆滞，有资者不敢投资于商业，商业周转及信用需要资金程度下降，资金流向债券市场，则债市价格必然上涨。1922年—1936年债券市场的价格变动也显示了这一规律。

从金融市场看，由于债券的拥有者主要是金融界，那么，银根松，市场资金宽裕，利率下降，资金会相继投资于债券市场，债市价格必然趋涨。如果银根紧，市场需要资金，利率就会上调，持券者必然售出债券，以资周转，由此债市趋于跌落。各发行银行的纸币发行，其中一部分用债券作为准备，因此金融市场在银根紧迫时，就会出售公债作为现金准备，商业部门在银根紧时，用债券向银行抵押的可能性很小，因此也售出债券，债市价格也因此趋跌。另外，市场利率的高低，金价的高低，对市场价格也都有影响。市场利率高于债券利率，人们趋于存款生息，债价必落，反之亦然。金价的高低主要是影响关税的收入，由此影响债券价格。金价高有利于进口，而近代中国的关税收入，主要是以进口税为主，因此会影响到担保基金的收入。故自1930年实行关税征金后，这一影响逐渐减少。

从市场投机情况看，近代中国证券市场价格的大起大落与投机的关系很大。从1931—1934年债券交割比例看，1931年是12.4％，1932年为12.8％，1933年为3.6％，1934年为5.7％，五年平均约为11.1％。这表明人们在证券市场上购买债券不是为了利息收入，而是为了追求买卖中的差价，由此可以看出投机交易量占了相当大的部分。从近代债券价格的变动看，对投资者最具吸引力的是证券收益率，任何投资者都愿意选择稳定性较强，风险较小的投资机会。当投资风险提高时，投资者要求的收益补偿提高，投资者愿意承担的风险程度随收益的提高而提高，而风险越高投机性也就越强。近代中国证券市场的投机性也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这一变化。 投机盛行的客观原因之一是债券流动筹码不足。 从1934年看，财政部直辖的债券余额约为98100万元，按价七折为68700万元。根据中国银行经济调查室统计，1932年上海银行工会28家银行所购置的有价债券为23900万元，其中虽然包含外债，但内债居大部分， 到1934年可能增加一些，估计这时28家银行掌握的内债可能在26000 万元左右。上海银行工会会员以外的银行和钱庄所购置的内债如果也按此数估算，银行届所持债券大约为52000万元。由此可见， 不在银行界之手的债 挥?2700万元。假设国内商店、公司、 学校团体投资内债以资生息或充当保证金的数额为5000万元，洋商购置数为1500万元，那么，在证券市场上流动的债券筹码仅有6000—7000万元。债券流动筹码之少可见一斑。（注：于英杰：《近代中国内债之观察》，《东方杂志》第31卷，第14号。）

在其他国家证券市场，由投机引起的价格变动，也是常见的。以美国证券投机为例，在本世纪20年代，美国股票市场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家庭妇女、课余时间的大学生和火车上的乘务员都在炒股票，而公司股票每天都可能上升10％。人们尽可能从银行贷款炒股。但是，好景不长，1929年10月，股市突然崩盘，到年底，股价下降了1／3，到1932年，只有最高价位的1／6。 当时著名的美国钢铁公司股价从1929 年最高点的261美元降到1932年的21美元，声誉差的公司股票变得一文不值， 由此宣告了资本主义世界性大危机的开始。在市场经济早期，出现过1719—1720年以英国南海公司通过炒作股票进行金融而得名的“南海气泡事件”和法国以约翰·劳利用密西西比公司股票炒作而得名的“密西西比泡沫事件”。由此看来，其他国家的证券市场投机也是大量存在的。因此，投机本身对证券市场的作用，也有正反两方面。投机活动有助于发现价格，实现市场的均衡，从而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并由此增加市场的流动性。当投资活动和投机活动结合起来时，实现良好互动，对经济的影响将是积极的。（注：吴敬琏：《构筑市场经济的基础结构》，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而单纯的投机则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因此，限制投机 κ钦?と?芾聿棵诺娜挝裰?弧?nbsp;

表2 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债券成交交割数目

1.成交额(单位:元)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1934年

1月 151250000 74555000 123285000 433780000

2月 128955000 停市 157480000 186135000

3月 187520000 停市 217455000 295999700

4月 160750000① 停市 196130000 403473000

5月 411250000 58035000 240070000 267080000

6月 368380000 98175000 315385000

7月 339395000 79310000 275810000

8月 500535000 80045000 217470000

9月 52315000 188230000

10月 133245000 80120000 297510000

11月 205000000 171495000 437025000

12月 151000000 207650000 516835000

全年 3341400000 901710000 3182685000

全年每月平均 278300000 75100000 265400000 324000000

2.交割额(单位:元)

1月 20245000 11885000 6640000 11135000

2月 13240000 停市 6075000 19140000

3月 13430000 停市 7790000 10640000

4月 23505000 停市 5485000 14205000

5月 31345000 10705000 11025000 8225000

6月 53545000 14350000 10750000

7月 43270000 10335000 10510000

8月 52140000 8810000 15280000

9月 56415000 8585000 8140000

10月 46030000 9890000 9790000

11月 24175000 19275000 15730000

12月 21015000 21365000 8705000

全年 416255000 115220000 25920000

3.交割对成交比例

1月 13.3% 16.0% 5.4% 2.5%

2月 17.2% 停市 3.9% 10.2%

3月 12.0% 停市 3.6% 3.5%

4月 14.6% 停市 2.9% 3.5%

5月 5.8% 18.5% 4.6% 3.7%

6月 13.0% 14.5% 3.4%

7月 2.7% 18.1% 3.8%

8月 15.4% 11.0% 7.0%

9月 11.3% 10.6% 4.3%

10月 19.7% 12.4% 3.3%

11月 11.7% 11.4% 3.6%

12月 18.2% 10.5% 1.7%

全年 12.4% 12.8% 3.6% 5.7%

资源来源：于英杰：《近代中国内债之观察》，《东方杂志》第31卷第14号。

注①：原表数字有两个，其中一个为540120000， 因两数差别较大，因此将其中一个保留在这里。

四、其它非经济因素与债券价格波动

1.自然灾害。自然灾害使农民流离失所，工商业不振，由此影响到金融业，进而影响证券市场价格。如1924年湘、直、豫大水，苏浙大旱，1934年各省旱灾，1935年大水，都影响到证券市场的价格变动。

2.政治局势。政局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政府官员的变动，如：1923年2月总税务司安格联辞职引起1922 年整理案项下各债券价格的波动。1927年安格联免职，引起债券价格大跌。1933年国民党财政部长宋子文去职，引起证券市场价格大的变动。因为政府官员的变动直接关系到政府对债券保管基金的态度，及维持证券信用的态度。二是战争的影响。由于战争，人心不稳，人们要提取现金以便迁移。金融业也需提取现金以保证提存的需要，由此抛出债券，市价变动成为必然。如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2年的直奉战争、1924年江浙之争、1931年9 月19日日本武装入侵东北，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无一不引起证券市场的动荡。

参考文献

[1]孔敏.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杨荫溥.中国金融论.黎明书局，1931.

[3]于英杰.近代中国内债之观察.东方杂志，31卷第14号.

[4]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行史料.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5]吴敬琏.构筑市场经济的基础结构.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

中华民国有值钱的纸币吗

金牌并不是纯金制作而成的，主要是因为金子是最贵重的金属，再加上颜色属于金色，因此才被称之为金牌。象征性表明这个奖项最重要也属于冠军。

在奥运会历史上，1912年的瑞典斯德格尔城奥运会，根据物价比换算，这届奥运会金牌目前是档次最高的，同时2008年的北京金镶玉奥运会金牌价值也是不菲。在我眼中看来金牌的价值并不能用金钱来进行衡量，最重要的是奥运会奖牌代表的是一种体育精神。我把这种体育精神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拼搏精神。

奥运会之所以受到家人的欢迎和关注，因为我们在体育赛场上看到很多平凡人，为了自己的荣誉不断拼搏努力，甚至付出自己的生命，这样的拼搏精神就是奥运会最宝贵的精神之一，我们人类同样也是如此，只有不断拼搏努力才能慢慢超越自我，达到自己心中的彼岸，就像奥运会健儿一样不断拼搏，就是要提高自己的成绩，夺得属于自己的冠军。

第二：追求自我精神。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人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放弃的情况，而奥运恰恰代表着就是人不断追求自我的一种追求，因为每个人可能会选择放弃，也有可能会选择坚持下去。而奥运会希望每个人都能坚持住自己的梦想，只有这样才能保障自己不会出现放弃的念头，同时也能让自己真正领悟体育竞技精神。

第三：追求公平公正精神。

因为奥林匹克运动会受到世界上所有人的关注，而这次奥运会的主旨就是更高更快更强，恰恰反映出来的就是公平公正的精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存在非常不平等的事情，但是奥运会恰恰能够把人们心中的诉求表达出来，每个人凭借自己心中的努力和坚持来一点点完成自己的梦想。

如果我们没有坚持努力和追求公平的精神，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举办奥运会，而恰恰就是这样的问题受到人们的重视，所以人们才会重视奥林匹克精神，重视奥运冠军。

总结：奥运会影响力也是越来越广泛，因为所有的人类都在关注这场体育赛事，这不仅关乎着国家，最重要的是影响着全人类的命运很多人都希望能用体育运动会来表达自己心中的想法，通过参加体育来完成自己的诉求，也有很多运动员希望自己能参加运动会，完成自己这一生的夙愿。

辛丑条约中，赔款问题疑问！

都不值钱

为什么中华民国纸币不值钱

中华民国初期，孙中山指定“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兑换券，同时批准普通商业银行发行钞票。各地军政府也曾发行过军用钞票。国民党政府从1931年开始发行“关金券”，这是一种缴纳关税的专用纸币，1942年4月投入流通。1935年11月实行“法币改革”，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后加入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禁止银元在市场上流通。国民党采取通货膨胀政策，货币急剧贬值。1945年12月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在东北九省发行“中央银行东北九省流通券”。1948年5月停止发行。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废除法币和关金券。然而金圆券却以更快的速度膨胀，前后不到十个月，发行总额比原规定的发行量增加65万倍，物价比币改前上涨了170万倍。解放前夕，上海一银元折换金元券16亿元，各地纷纷拒用，遂以银元代替流通。金元券已形同废纸。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崩溃前在重庆，广州一带发行银圆券，规定金圆券五亿兑换银圆券一元。至此，国民党政府经济已彻底走向崩溃。

在日本侵略中国时期，日伪政府为掠夺中国人民财产，通过日本控制的银行或直接发行了“军用券”、“中银券”、“联银券”、“中储券”等。

民国成立后，于1914年推出国币条例，确立银本位货币制度，定国币“壹圆”(一元）含纯银六钱四分八厘，即约等同于银圆壹枚，又定十分一元为角，十分一角为分。国币的壹圆被铸成九成银、一成铜的硬币，上有袁世凯头像，即俗称的“袁大头”；并推出以银铸造的辅币。袁大头出现后，逐渐取代“龙洋”、“鹰洋”等旧有银圆，在全中国流通。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亦曾颁布国币条例，继续使用银本位发行货币。但国府壹圆含纯银只为23.493448克。铸造成的银圆比“袁大头”略小，含银量亦较低。因为上有孙文头像，被称为“孙小头”。

实际上，民国初年中国货币是两、元并用。因为各银圆成色、重量稍有不同；因此大宗交易，以及资本账结算，仍然会使用银两为单位。而由不同的银圆转至银两，有一定的折让。直至1933年，国民政府废两改元，才规定所有交易及结账以元为单位。

1、国家银行票

辛亥革命后，“大清银行”成为“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仍沿用旧名。“中国”和“交通”二行在民国初年，被定为国家银行，继续发行兑换券。后因袁世凯称帝，而引起了讨袁战争。接着各地军阀进行混战，财政状况极为恶化。二行在1916年曾停止兑现，引起了粮食和各种商品价格急剧上涨，使劳动人民蒙受了很大损失。鉴于粤省军事紧急，税收短绌，且值省立银行停兑之后，纸币停滞，信用渐失。孙中山先生为调剂金融，补救经济，于1924年8月15日在广州正式成立中央银行，代理国库，发行货币，履行国家银行的职能,发行银行兑换券。该行发行的纸币有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五种。1928年，国民党政府在上海设立中央银行，原中央银行改名为广东中央银行。

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1912年2月，大清银行改组成中国银行。1928年国民党政府指定为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逐渐成为官僚资本银行之一。解放后成为人民政府外汇专业银行。

2、商业银行与特种银行票

除国家银行发行钞票外，不少普通商业银行经政府核准也取得了发行钞票的特权，在前清取得发行权的有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四明银行、信成银行等；民国政府成立以后才取得发行权的有中国实业银行、中南银行、大中银行、中国丝茶银行等。另外，还有经政府特许发行钞票的特种银行，如殖边银行、边业银行、劝业银行等等。这些银行在抵制外钞、发展中国民族经济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3、军用票

辛亥革命后，清朝政府的统治结束了，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袁世凯称帝激起了以云南为开始的全国规模的讨袁战争。各省纷纷成立“护国军”，宣布独立，讨袁战争结束后，北洋军阀形成一股军事政治力量。他们在各自的靠山—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互相争斗，使全国陷入了连年内战之中。各地军政权为了筹措饷需进行战争，一般都发行了军用钞票。这类钞票均在战地发行，属于临时性质。这部分负担，当然都无一例外的转嫁到了劳动人民身上。

4、各省地方金融机构钞票

民国成立以后，各省财政艰窘，筹措无着，均以发行纸币作为筹款的唯一方法。另外，地方的其它机构也都根据各自的需要，发行钞票。由于这些金融机构，滥发无度，币值日低，物价步涨。这个时期的币制混乱，较之清未有过之而无不及。

5、法币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之交，我国因受国际金价及银价波动的影响，白银不断外流，银本位币制难以维持，国内的货币发行也未趋统一，杂乱不堪。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实行“法币改革”，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同时禁止银元在市面上流通，并强制将白银收归国有。在抗日战争和期间，国民党政府采取通货膨胀政策，法币急剧贬值。1937年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不过14亿余元，到日本投降前夕，法币发行额已达5千亿元。到1947年4月，发行额又增至16万亿元以上。1948年，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以上，等于抗日战争前的47万倍，物价上涨3492万倍，法币彻底崩溃。

1933年在汉口成立＂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1935年总行由汉口迁至南京，改称＂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纸币．1936年，国民党政府准其与法币同样行使，办理农贷和农业建设投资，为地主富农放高利贷提供资金．解放后，由政府接管．

6、关金券

关金是“海关金单位兑换券”的简称，为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海关收税的计算单位。原来海关收税为银两，1929年世界银价大落，影响关税收入。政府于1930年1月决定征收金币，以值0.601866克纯金为单位作标准计算，称“海关金单位”，合美元0.40元。1931年5月中央银行发行关金兑换券，作为缴纳关税之用。1942年4月，以关金一元折合法币二十元的比价，与法币并行流通。1948年8月发行金元券后，停止发行。

金元券

鉴于法币恶性膨胀，国民经济面临崩溃之势，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再次进行币制改革。规定金元为本位，开始发行“金元券”（每金元含纯金O.22217克），以一比三百万的比率，收兑急剧贬值的法币。然而金元券却以更快的速度膨胀，前后不到十个月，发行总额达1，303，O46亿元，比原规定的发行额20亿元增加六万五千余倍，物价比币改初期上涨一百七十万倍。解放前夕，上海银元一元可换金元券16亿，各地纷纷拒用，逐以银元代替流通。

8、银元券

大陆解放前夕，金圆券已形同废纸，民间多已自动重新使用银元。国民党政府乃恢复银本位币制，在重庆、广州一带发行银元券。规定金元券五亿可向中央银行兑换银元券一元。

9、东北九省流通券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政府决定在币制方面采取分区发行制度。对于经济环境特殊地区，发行区域性流通券，限在当地流通。1945年12月日，首先在东北地区发行了“东北九省流通券”，其币值为法币的十倍。1948年8月20日停止发行。

1948年有孙中山头像100元纸币现在值多少钱？

《辛丑条约》共12款，另有19个附件，主要内容有：

1．赔款。中国赔款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计9．8亿两，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担保。

2．划定使馆区。将北京东交民巷划定为使馆区，成为“国中之国”。在区内中国人不得居住，各国可派兵驻守。

3．拆炮台、驻军队。拆除大沽及有碍北京至海通道的所有炮台，帝国主义列强可在自山海关至北京沿铁路的12个地方驻扎

军队。

4．胁迫清政府承诺镇压反帝斗争。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与诸国仇敌”的组织，违者处死。各省官员必须保证外国人的安全，否则立予革职，永不叙用。凡发生反帝斗争的地方，停止文武各等考试5年。

5．对德、日“谢罪”。清政府分派亲王、大臣赴德、日两国表示“惋惜之意”，在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之处建立牌坊。

6．惩治附合过义和团的官员。从中央到地方被监禁、流放、处死的官员共百多人。

7．设立外务部。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成为清政府与列强交涉的专门机构。

《辛丑条约》的签订，给中国造成了严重危害：

一、巨额的赔款，是列强对中国空前的大规模勒索；为支付这笔赔款，清政府加紧搜刮人民，使中国人民生活更加贫困，社会经济更加凋敝。

二、在北京设立的“使馆界”，实际上是“国中之国”，是帝国主义策划侵略中国的大本营。外国侵略者控制京津地区，使清政府完全处于军队的控制之下，便于侵略者直接派兵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三、按照条约规定，清朝官吏严厉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进一步成为帝国主义帮凶。

四、该设外务部的规定，便于清政府能够按照外国侵略者的意旨实行卖国的外交政策。

《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精神屈辱最深沉，从而给中国人民带来空前灾难的不平等条约。确立了清政府为资本主义列强的忠实走狗的地位，从此，清政府成为资本主义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它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编辑本段]条约原文

一九○一年九月七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北京。

大清钦命全权大臣便宜行事总理外务部事务和硕庆亲王；

大清钦差全权大臣便宜行事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大臣直隶；

总督部堂一等肃毅伯李鸿章；

大德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穆默；

大奥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齐干；

大比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姚士登；

大日钦差驻扎中华全权大臣葛络干；

大美国钦差特办议和事宜全权大臣柔克义；

大法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便宜行事鲍渥；

大英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萨道义；

大义钦差驻扎中华大臣世袭侯爵萨尔瓦葛；

大日本国钦差全权大臣小村寿太郎；

大和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克罗伯；

大俄钦命全权大臣内廷大夫格尔思；

今日会同声明，核定大清国按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文内各款，当经大清国大皇帝于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降旨全行照允，足适诸国之意妥办（附件一）。

第一款 一、大德国钦差男爵克大臣被戕害—事，前于西历本年六月初九日即中历四月二十三日，奉谕旨(附件二)亲派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赴大德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暨国家惋惜之意。醇亲王已遵旨于西历本年七月十二日即中历五月二十七日，自北京起程。二、大清国国家业已声明，在遇害该处所竖立铭志之碑，与克大臣品位相配，列叙大清国大皇帝惋惜凶事之旨，书以拉丁、德、汉各文。前于西历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六月初七日，经大清国钦差全权大臣文致太德国钦差全权大臣（附件三）。现于遇害处所建立牌坊一座，足满街衢，已于西历本年六月二十五日即中历五月初十日兴工。

第二款 一、惩办伤害诸国国家及人民之首祸诸臣。将西历本年二月十三、二十一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本年正月初三等日，先后降旨，所定罪名，开列于后(附件四、五、六)。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均定斩监候罪名，又约定如皇上以为应加恩贷其一死，即发往新疆永远监禁，永不减免；庄亲王载勋，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均定为赐令自尽；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均定为即行正法，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均已身死，追夺原官，即行革职。又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联元，太常寺卿袁昶，因上年力驳殊悖诸国义法极恶之罪被害，于西历本年二月十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上谕开复原官，以示昭雪(附件七)。庄亲王载勋已于西历本年二月二十一日即中历正月初三日、英年赵舒翘已于二十四日即六日均自尽。毓贤已于念二日即初四日、启秀徐承煜已于念六日即初八日均正法。又西历本年二月十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念五日上谕将甘肃提督董福样革职，俟应得罪名，定谳惩办。西历本年四月念九日、六月初三□月□□等日即中历三月十一、四月十七□月□□等日先后降旨，将上年夏间凶惨案内所有承认获咎之各外省官员，分别惩办。二、上谕将诸国人民遇害被虐之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附件八)。

第三款 因大日本国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害，大清国大皇帝从优荣之典，已于西历本年六月十八日即中历五月初三日降旨简派户部侍郎那桐为专使大臣，赴大日本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及国家惋惜之意(附件九)。

第四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在于诸国被污渎及挖掘各坟墓建立涤垢雪侮之碑，已与诸国全权大臣合同商定，其碑由各该国使馆督建，并由中国国家付给估算各费银两，京师一带，每处一万两，外省每处五千两。此项银两，业已付清。兹将建碑之坟墓，开列清单附后(附件十)。

第五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不准将暨专为制造各种器料运入中国境内，已于西历一千九百一年八月十七日即中历本年七月初四日降旨禁止进口二年。嗣后如诸国以为有仍应续禁之处，亦可降旨将二年之限续展(附件十一)。

第六款 上谕大清国大皇帝允定付诸国偿款海关银四百五十兆两，此款系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条款内第二款所载之各国各会各人及中国人民之赔偿总数(附件十二)。(甲)此四百五十兆系海关银两，照市价易为金款，此市价按诸国各金钱之价易金如左：海关银一两，即德国三马克零五五，即奥国三克勒尼五九五，即美国圆零七四二，即法国三佛郎克五，即英国三先令，即日本一圆四零七，即荷兰国一弗乐零七九六，即俄国一卢布四一二。俄国卢布，按金平算即十七多理亚四二四。此四百五十兆，按年息四厘正，本由中国分三十九年按后附之表各章清还(附件十三)。本息用金付给，或按应还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还本于一千九百零二年正月初一日起至一千九百四十年终止。还本各款，应按每届一年付还，初次定于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初一日。付还利息，由一千九百零一年七月初一日起算。惟中国国家亦可将所欠首六个月至一千九百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息，展在自一千九百零二年正月初一日起，于三年内付还。但所展息款之利，亦应按年四厘付清。又利息每届六个月付给，初次定于一千九百零二年七月初一日付给。(乙)此欠款一切事宜，均在上海办理。如后诸国各派银行董事一名会同将所有由该管之中国官员付给之本利总数收存，分给有干涉者，该银行出付回执。(丙)中国国家将全救保票一纸交驻京诸国钦差领衔手内。此保票以后分作零票，每票上各由中国特派之官员画押。此节以及发票一切事宜，应由以上所述之银行董事各遵本国饬令而行。 (丁)付还保票财源各进款，应每月给银行董事收存。(戊)所定承担保票之财源，开列于后：一、新关各进款，俟前已作为担保之借款各本利付给之后，余剩者又进口货税增至切实值百抽五，将所增之数加之。所有向例进口免税各货，除外国运来之米及各杂色粮面并金银以及金银各钱外，均应列入切实值百抽五货内。二、所有常关各进款，在各通商口岸之常关，均归新关管理。三、所有盐政各进项，除归还泰西借款一宗外，余剩一并归入，至进口货税增至切实值百抽五。诸国现允可行，惟须—二端：一将现在照估价抽收进口各税，凡能改者皆当急速改为按件抽税几何。改办一层如后，以为估算货价之基、应以一千八百九十七、八、九三年卸货时各货牵算价值，乃开除进口及杂费总数之市价。其未改以前，各该税仍照估价征收。二北河黄浦两水路，均应改善，中国国家及应拨款相助。至增税一层，俟此条款画押两个月后，即行开办，除在此画押日期后至迟十日已在途间之货外，概不得免押。

第七款：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由行防守，使馆界线于附件之图上标明如后(附件十四)：东面之线，系崇文门大街，图上十、十一、十二等字；北面图上系五、六、七、八、九、十等宇之线，西面图上系一、二、三、四、五等宇之线；南面图上系十二、一等字之线，此线循城墙南址随城垛而画。按照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内后附之条，中国国家应允诸国分应自主，常留兵队分保使馆。

第八款 大清国国家应允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现已设法照办。

第九款 按照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内后附之条款，中国国家应允由诸国分应主办，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处。今诸国驻防之处，系黄村、郎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王岛、山海关。

第十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两年之久，在各府厅州县将以后所述之上谕颁行布告：一、西历本年二月初一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十三日上谕以永禁或设、或入与诸国仇敌之会，违者皆斩(附件十五)。二、西历本年□月□□日即中历□月□□日上谕一道，犯罪之人如何惩办之处，均一一裁明。三、西历本年□月□□日即中历□月□□日上谕，以诸国人民遇害被虐，各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四、西历本年二月初一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十三日上谕，各省抚督文武大吏暨有司各官，于所属境内均有保平安之责，如复滋伤害诸国人民之事，或再有违约之行，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该管之员，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亦不得开脱别给奖叙(附件十六)。以上谕旨现于中国全境渐次张贴。

第十一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将通商行船各条约内，诸国视为应行商改之处，及有关通商各他事宜，均行议商，以期妥善简易。按照第六款赔偿事宜，约定中国国家应允襄办改善北河黄浦两水路，其襄办各节如左： 一、北河改善河道，在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会同中国国家所兴各工，尽由诸国派员兴修。一俟治理天津事务交还之后，即可由中国国家派员与诸国所派之员会办，中国国家应付海关银每年六万以养其工。一、现设立黄浦河道局经管整理改善水道各工所，派该局各员，均代中国及诸国保守在沪所有通商之利益。预估后二十年，该局各工及经管各费应每年支用海关银四十六万两，此数平分，半由中国国家付给，半由外国各干涉者出资。该局员差并权责进款之详细各节，皆于后附文件内列明(附件十七)

第十二款 西历本年七月二十四日即中国六月初九日降旨，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按照诸国酌定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此上谕内已简派外务部各王大臣矣(附件十八)。且变通诸国钦差大臣觐见礼节，均已商定由中国全权大臣屡次照会在案。此照会在后附之节略内述明(附件十九)。

兹特为议明以上所述各语，及后附诸国全权大臣所复之文牍，均系以法文为凭。大清国国家既如此按以上所述，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文内各款，足适诸国之意妥办，则中国愿将一千九百年夏间变乱所生之局势完结，诸国亦照允随行。是以诸国全权大臣奉各本国政府之命代为声明，除第七款所述之防守使馆兵队外，诸国兵队即于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月□□日即中历□月□□日全由京城撤退。并除第九款所述各处外，亦于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月□□日即中历□□年月□□日由直隶省撤退。今将以上条款缮定同文十二份，均由诸国全权大臣画押，诸国全权大臣各存一份，中国全权大臣收存一份

附件一，光绪帝批准签署条约的圣旨。

附件二，光绪帝派醇亲王载沣赴德的旨意。

附件三，光绪帝命令为被杀德使建碑的旨意。

附件四，光绪帝命令惩办亲王载勋等皇亲的旨意。

附件五，光绪帝命令惩办启秀等大臣的旨意。

附件六，光绪帝命令加重上述惩罚的旨意。

附件七，光绪帝命令徐用仪等复职的旨意。

附件八，光绪帝命令在一些外国人被杀的县五年内不进行科举考试的旨意。

附件九，光绪帝命令那桐着赴日道歉的旨意。

附件十，被损外国坟墓单。

附件十一，光绪帝命令禁止进口的旨意。

附件十二，中国对各国承认战争赔偿的照会。

附件十三，同上。

附件十四，使馆区界线。

附件十五，光绪帝禁止抗外行动的旨意。

附件十六，同上。

附件十七，中国改善水路河道的计划。

附件十八，光绪帝设立黄浦河道局的旨意。

附件十九，中国对各国就设立外务部的照会。

第六款之赔款称庚子赔款。1900年乃中历庚子年。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激烈争夺和瓜分中国，造成中国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这种危机感促成了人们的觉醒，救亡图存成了当时最紧迫的要求。1898年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失败了，1900年又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起自山东，迅速发展到直隶、天津、北京，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的恐慌。它们决定亲自出兵镇压义和团，英、美、日、俄、法、德、意、奥八国组织联军侵入中国，8月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携带光绪皇帝及亲信臣从仓皇出逃西安。清王朝被迫向帝国主义求和。

1900年10月，法国率先提出惩治祸首、赔款、拆除大沽炮台等六项要求，作为与清政府谈判的基础。经各国公使多次会议加以补充、修改，12月24日11国（八国之外加上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共同向清廷提出《议和大纲》12条。清政府完全接受。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9月7日，奕劻、李鸿章全权代表清政府，同这11个国家在北京正式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各国和约》，简称《辛丑条约》（因这一年是农历辛丑年而得名）。

[编辑本段]特点

第一、惩罚对象主要是中国人民。

列强要求赔款4亿5千万两，当时中国人口4亿5千万，用意是要每个中国人都要向他们交1两白银的“罚金”，借此惩罚、侮辱所有的中国人；发生过反帝斗争的城镇，一律停止科考五年。

第二、没有割地等相关条款。

帝国主义很想瓜分中国，而清政府的腐朽至极也是实行瓜分的有利时机，但由于帝国主义各国矛盾错综复杂，更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使他们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对中国领土的割占要求。

第三、既维护清政府的统治，又加以严格控制。

此条约惩办义和团运动中参加反帝斗争的官吏，对反帝运动镇压不力的官吏，“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但丝毫未涉及处置慈禧太后。相反，继续推行“以华治华”的策略，确立清政府继续充当他们在华的代理人。

第四、使中国长期陷入被动状态

此条约中白银4．5亿两的数字已然天价，中国显然不可能一次性还清，所以，这些银两总共分39年才还清，本息共计9．8亿两白银，翻了一倍多，也使得中国在后来的几十年中的经济跌入低谷。

为了使清政府完全成为“洋人的朝廷”，又从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辛丑条约》规定，以海关税及盐税作为偿还赔款之用，但这两项税收为清朝政府最主要的一项财政收入。控制海关就基本上能够左右中国财政。列强在北京强行划定的“使馆区”，由各国派兵保护。以武力为后盾的公使团成了清朝的太上皇。将大沽炮台和从大沽到北京的沿线炮台“一律削平”。准许各国派兵驻扎在北京和山海关铁路沿线12个战略要地。随时对清政府进行军事控制。这样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

《辛丑条约》是列强加给中国的空前严重的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带来了严重危害。列强勒索的巨额赔款，加剧了中国的贫困和经济衰败；外国军队长期驻扎在中国的战略要地，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和国防安全；设置使馆区，以武力为后盾的公使团，开始凌驾于清政府之上；改变清政府外交机构的地位，更加强了列强向中国勒索、发号施令的权利；禁止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使清政府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辛丑条约》的订立，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

[编辑本段]影响

辛丑条约的影响《辛丑条约》是列强加给中国的空前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列强勒索了巨额赔款，加剧了中国的贫困和经济衰败；外国军队长期驻扎在中国的战略要地，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和国防安全；设置特殊性质的使馆区，以武力为后盾的公使团，开始凌驾于清政府之上；改变清政府外交机构的地位，更加强了列强向中国勒索、发号施令的权利；严厉“惩凶”以及为德公使建立牌坊等，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禁止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企图永远奴役中国人民。这个条约的订立，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也标志着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代理人。同时中国的先进分子也开始放弃对清政府所报有的幻想，以“驱除鞑虏”为目标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在全国如火如荼的展开。

中华民国纸币 中华民国初期，孙中山指定“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兑换券，同时批准普通商业银行发行钞票。各地军政府也曾发行过军用钞票。国民党政府从1931年开始发行“关金券”，这是一种缴纳关税的专用纸币，1942年4月投入流通。1935年11月实行“法币改革”，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后加入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禁止银元在市场上流通。国民党采取通货膨胀政策，货币急剧贬值。1945年12月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在东北九省发行“中央银行东北九省流通券”。1948年5月停止发行。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废除法币和关金券。然而金圆券却以更快的速度膨胀，前后不到十个月，发行总额比原规定的发行量增加65万倍，物价比币改前上涨了170万倍。解放前夕，上海一银元折换金元券16亿元，各地纷纷拒用，遂以银元代替流通。金元券已形同废纸。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崩溃前在重庆，广州一带发行银圆券，规定金圆券五亿兑换银圆券一元。至此，国民党政府经济已彻底走向崩溃。 在日本侵略中国时期，日伪政府为掠夺中国人民财产，通过日本控制的银行或直接发行了“军用券”、“中银券”、“联银券”、“中储券”等。 民国成立后，于1914年推出国币条例，确立银本位货币制度，定国币“壹圆”(一元）含纯银六钱四分八厘，即约等同于银圆壹枚，又定十分一元为角，十分一角为分。国币的壹圆被铸成九成银、一成铜的硬币，上有袁世凯头像，即俗称的“袁大头”；并推出以银铸造的辅币。袁大头出现后，逐渐取代“龙洋”、“鹰洋”等旧有银圆，在全中国流通。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亦曾颁布国币条例，继续使用银本位发行货币。但国府壹圆含纯银只为23.493448克。铸造成的银圆比“袁大头”略小，含银量亦较低。因为上有孙文头像，被称为“孙小头”。 实际上，民国初年中国货币是两、元并用。因为各银圆成色、重量稍有不同；因此大宗交易，以及资本账结算，仍然会使用银两为单位。而由不同的银圆转至银两，有一定的折让。直至1933年，国民政府废两改元，才规定所有交易及结账以元为单位。 1、国家银行票 辛亥革命后，“大清银行”成为“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仍沿用旧名。“中国”和“交通”二行在民国初年，被定为国家银行，继续发行兑换券。后因袁世凯称帝，而引起了讨袁战争。接着各地军阀进行混战，财政状况极为恶化。二行在1916年曾停止兑现，引起了粮食和各种商品价格急剧上涨，使劳动人民蒙受了很大损失。鉴于粤省军事紧急，税收短绌，且值省立银行停兑之后，纸币停滞，信用渐失。孙中山先生为调剂金融，补救经济，于1924年8月15日在广州正式成立中央银行，代理国库，发行货币，履行国家银行的职能,发行银行兑换券。该行发行的纸币有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五种。1928年，国民党政府在上海设立中央银行，原中央银行改名为广东中央银行。 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1912年2月，大清银行改组成中国银行。1928年国民党政府指定为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逐渐成为官僚资本银行之一。解放后成为人民政府外汇专业银行。 2、商业银行与特种银行票 除国家银行发行钞票外，不少普通商业银行经政府核准也取得了发行钞票的特权，在前清取得发行权的有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四明银行、信成银行等；民国政府成立以后才取得发行权的有中国实业银行、中南银行、大中银行、中国丝茶银行等。另外，还有经政府特许发行钞票的特种银行，如殖边银行、边业银行、劝业银行等等。这些银行在抵制外钞、发展中国民族经济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3、军用票 辛亥革命后，清朝政府的统治结束了，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袁世凯称帝激起了以云南为开始的全国规模的讨袁战争。各省纷纷成立“护国军”，宣布独立，讨袁战争结束后，北洋军阀形成一股军事政治力量。他们在各自的靠山—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互相争斗，使全国陷入了连年内战之中。各地军政权为了筹措饷需进行战争，一般都发行了军用钞票。这类钞票均在战地发行，属于临时性质。这部分负担，当然都无一例外的转嫁到了劳动人民身上。 4、各省地方金融机构钞票 民国成立以后，各省财政艰窘，筹措无着，均以发行纸币作为筹款的唯一方法。另外，地方的其它机构也都根据各自的需要，发行钞票。由于这些金融机构，滥发无度，币值日低，物价步涨。这个时期的币制混乱，较之清未有过之而无不及。 5、法币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之交，我国因受国际金价及银价波动的影响，白银不断外流，银本位币制难以维持，国内的货币发行也未趋统一，杂乱不堪。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实行“法币改革”，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同时禁止银元在市面上流通，并强制将白银收归国有。在抗日战争和期间，国民党政府采取通货膨胀政策，法币急剧贬值。1937年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不过14亿余元，到日本投降前夕，法币发行额已达5千亿元。到1947年4月，发行额又增至16万亿元以上。1948年，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以上，等于抗日战争前的47万倍，物价上涨3492万倍，法币彻底崩溃。 1933年在汉口成立＂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1935年总行由汉口迁至南京，改称＂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纸币．1936年，国民党政府准其与法币同样行使，办理农贷和农业建设投资，为地主富农放高利贷提供资金．解放后，由政府接管． 6、关金券 关金是“海关金单位兑换券”的简称，为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海关收税的计算单位。原来海关收税为银两，1929年世界银价大落，影响关税收入。政府于1930年1月决定征收金币，以值0.601866克纯金为单位作标准计算，称“海关金单位”，合美元0.40元。1931年5月中央银行发行关金兑换券，作为缴纳关税之用。1942年4月，以关金一元折合法币二十元的比价，与法币并行流通。1948年8月发行金元券后，停止发行。 7、金元券 鉴于法币恶性膨胀，国民经济面临崩溃之势，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再次进行币制改革。规定金元为本位，开始发行“金元券”（每金元含纯金O.22217克），以一比三百万的比率，收兑急剧贬值的法币。然而金元券却以更快的速度膨胀，前后不到十个月，发行总额达1，303，O46亿元，比原规定的发行额20亿元增加六万五千余倍，物价比币改初期上涨一百七十万倍。解放前夕，上海银元一元可换金元券16亿，各地纷纷拒用，逐以银元代替流通。 8、银元券 大陆解放前夕，金圆券已形同废纸，民间多已自动重新使用银元。国民党政府乃恢复银本位币制，在重庆、广州一带发行银元券。规定金元券五亿可向中央银行兑换银元券一元。 9、东北九省流通券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政府决定在币制方面采取分区发行制度。对于经济环境特殊地区，发行区域性流通券，限在当地流通。1945年12月日，首先在东北地区发行了“东北九省流通券”，其币值为法币的十倍。1948年8月20日停止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