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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能源需求不断增长、供需矛盾进一步恶化的背景下,西亚北非动荡和日本核事故两大 热点 问题对世界能源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西亚北非局势影响地区能源生产和运输安全,导致国际油价波动,对能源消费国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日本核事故沉重打击了全球核能产业,对世界各国的核电政策造成不同程度影响。从长期看,化石能源的主体地位不可撼动,石油价格仍面临上涨压力,并因此为天然气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核能不会退出历史舞台,但重拾发展信心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相关国家针对南海、北极等潜在能源重要产地的争夺将进一步加剧。

中国能源安全和产业发展也受到上述热点问题困扰。中国严重依赖西亚北非地区的能源供应,动荡引发的油价高涨也使中国面临更严重的输入性通货膨胀。中国尽管未放弃核能发展,但明显放缓了步伐。

一、当前世界能源的总体状况

能源一直是关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的重要议题。当前,能源消费继续强劲增长,供需矛盾进一步恶化。化石能源在世界能源总体消费中占据主体地位。目前,世界大部分能源仍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其他能源尤其是新能源发展迅速,但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尚需时日。国际油价难以回到低位,价格波动对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都造成严峻挑战。

1、能源供需关系总体紧张

进入21世纪后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能源供应趋紧。在这期间,尽管在世界范围内石油供需总体上保持平衡,供略大于求,但这一平衡十分脆弱。往往由于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局部战争、社会、恐怖活动等原因,在某些国家和地区、某些季节或某一时间段、某些石油品种出现断档,致使某些国家和地区不时发生油荒、电荒等能源供应紧张局面。

总体看,能源生产能力增长缓慢,能源消费需求却快速上升。近20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新发现的油田越来越少,特别是特大油田。世界现有的四个超级油田中,墨西哥的坎塔雷尔、科威特的布尔干、中国的大庆油田产量早已开始下降,只有沙特阿拉伯的加瓦尔油田还保持高产。未来,俄罗斯位于西西伯利亚的重要油气田的产量也会下滑,除了要在传统的产能地区西西伯利亚发掘新产量,还需要开发基础设施落后的东西伯利亚地区甚至北极地区。俄罗斯能否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开发投入,仍面临不确定因素。俄罗斯石油生产高峰时期,每天可达到1050万桶,但到2035年,日产量会下滑到0万桶。其他一些国家尽管拥有丰富的,但出于各种考虑限制开。例如,美国在阿拉斯加北部拥有丰富的石油储量,但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以及就地储备石油,长期限制开。

随着世界经济持续发展,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经济迅速增长,石油需求和消费量不断上升,上升幅度超过了产量的增长。尽管2016年经济危机爆发使石油需求自1983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但2016年,石油消费再次转降为升。可见,石油供应的宽松是暂时的,供应紧张才是常态。

2、全面提速——能源结构走向多元化

在当前国际金融风暴肆虐下,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外部需求大幅下降。这直接催生出我国能源发展战略与管理体制上的新变化。

调整能源结构,发展核电首当其冲。2016年11月21日,中国第9座核电站——福建福清核电站一期工程开工;12月16日,总投资近700亿元的广东阳江核电站正式动工建设;12月26日,总投资260亿元的秦山核电站扩建项目方家山核电项目开工。

至此,世界上最大的核电规划正在中国渐次展开。据了解,我国2020年前将在核电方面投下4000亿元左右的资金。

其次,2016年12月15日,总投资近400亿元的“宁东大型煤电化基地”正式启动,意味着煤炭整合的“前奏”响起。

第三,甘肃河西走廊、苏北沿海和内蒙古等地正在规划建设几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目前,甘肃酒泉地区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建设已全面启动。

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中国围绕油气领域的对外合作进展不断加快:中国到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然气管道开通;中俄之间也确定将修建从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往中国的油气管道。

据透露,西气东输二线工程已得到国家核准,不日将全面实施。这一总投资达930亿元的庞大工程,将与中亚天然气管道相连,是中国第一条引进境外天然气的大型管道工程,仅钢材就要400万吨,如考虑到沿线城市内管线改造与建设,共能拉动投资3000亿元。同时,库容达2680万立方米的石油储备二期工程也已规划完毕,成都千万吨级炼油厂不日也将开工建设。

张国宝表示,这些重大项目的开工建设,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实际举措,也说明中国的能源战略正在一步步实现。我们要加大能源结构调整力度,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加大能源企业的整合重组,建设现代、高效、稳定的能源工业体系。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周大地表示,当前形势为中国能源结构调整创造了一个好时机,将来中国的能源结构调整应该走多元化的道路。

3、节能降耗——开源节流是治本之举

1月13日,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37、59美元。有人担心,低油价可能致使对新能源的投资放缓。

能源专家指出,不可再生能源的属性决定廉价时代将一去不返,能源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势在必行。

专家表示,对于中国这个耗能大国和人均小国来说,开源不节流,多元化的能源战略从长远来看也只是治标之举。能源危机、气候危机,21世纪越来越明显地影响世界社会和经济的两大,让世界各国幡然醒悟,解决能源问题和气候问题,治本之策还在于节能降耗。

据估计,中国节能的潜力有60%在工业部门。中国石油利用的经济效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用油设备的效率也低于国外,节油潜力很大。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电力在能源总体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据了解,2016年,国家将继续对传统煤电项目实施“上大压小”,关停小火电机组1300万千瓦。相关数据显示,到2016年10月,小火电机组累计关停3210万千瓦,已实现“十一五”规划近2/3的目标。

二、深刻把握国际能源格局变化新形势

能源是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物资。目前国际能源格局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化。

一方面,现有的能源生产消费格局正在发生着历史性的区域变化。从消费上看,能源消费重心正在从西方发达国家向亚太地区转移,尤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消费增长迅速。从生产上看,能源生产日益多元化,虽然欧佩克仍掌握着全球石油供给的主动权,但北海、非洲和墨西哥湾的石油勘探和开发也在加速进行中。即便如此,事实和研究结果仍表明国际石油生产的峰值时刻即将来临。

另一方面,新能源开发已展露黎明前的曙光,能源供给结构即将进入下一个能源替代的发展周期。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油砂、重油、煤层气、天然气水合物等非常规油气,风能、太阳能、氢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等都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其中,前一个变化来源于国际范围内区域经济增长中心的转移,而后一个变化则来源于现有主导能源供给保障程度的下降和环境保护的压力。

这样一种能源格局的变化导致各国在世界范围内对能源的争夺日趋激烈,同时也加快了能源领域的技术开发步伐。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作为新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能源需求进入高增长时期,而中国的能源供给结构长期以煤炭为主,不但从总量上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根据Bp公司的能源统计数据,与世界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所占比重较世界平均水平高出41、1个百分点,石油和天然气较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低15、4和20、1个百分点。由于国内优质能源石油、天然气的供给保障能力低,目前我国的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已经接近50%。同时,能源消费(主要是煤炭)是导致中国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空气中约70%的二氧化碳排放、90%的二氧化硫排放和67%的氮氧化物排放来自于燃煤。几乎所有的烟尘排放也来源于此,占到总悬浮颗粒无污染(TSp)的一半以上。

这种相对落后的能源消费结构、高度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和能源消费的高污染,不但导致我国资产价值体系溃损,生产和生活成本不断上涨等一系列严重问题,而且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中遇到更大的压力,长期来看,对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也会产生制约作用。因此,千方百计解决国家能源安全这一具有长期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显得尤为紧迫。

在国际能源市场和国家能源供应保障体系中,能源企业的作用是第一位的。能源企业能不能把握住这一格局变化的历史性机遇,不但决定着企业的生死存亡,而且对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起着重要的影响。以Bp、埃克森、壳牌等为代表的国际大石油公司凭借着、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不但在过去的近百年中主导着国际能源市场的发展,而且近年来加快了进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步伐。

中国能源企业是国际市场的后来者,在获取、技术和管理等方面,与上述大公司相比都有不小的差距,如果再将企业投入新能源的开发有可能会更加力不从心。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格局的变化对于中国能源企业而言不仅仅是风险,更潜伏着巨大机遇。庞大的国内需求为企业提高规模经济效益,提高管理能力和加快技术进步提供了空间,新能源的开发缩小了国内能源企业与国际大公司的差距,因为这一领域处于起步阶段,技术水平差距相对较小,为我国企业在未来竞争中转被动为主动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

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历史时刻,被动应对只能意味着放弃发展的主动权,成为跨国能源公司的附庸甚至被淘汰出局,国家的能源安全无从谈起,经济命脉也将落入他人之手。反过来,主动应对则意味着在竞争中牢牢把握发展的机遇,将企业的竞争力建立在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上,这样的竞争力才是有生命力的、可持续的。历史 经验 已经证明,能否主动、敏锐而准确地判断形势,进而作出正确的战略抉择,是抓住机遇、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作为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和国家石油公司,中国石油集团提出建设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战略,正是对所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和新要求的积极回应。这一战略决策提高了企业关注世界能源发展趋势,顺应全球石油石化行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能力,有助于企业实现从传统石油公司向面向未来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型能源公司转变,有助于为更好地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这一战略的巨大意义更具体地体现为:

首先,有利于提高中国石油集团的国际竞争力。建设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战略,包含传统能源的支撑,能源供给结构变化,提高能源开发利用效率,供应能力的价值链开发,能源开发利用全球化和经营管理国际化等方面的内容。由此可见,这一战略以技术进步、管理能力的提高和价值链的构造为手段,既立足于现实,又面向未来,有助于中国石油集团克服劣势,全方位地参与国际竞争。

其次,有利于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地位的提升。能源是企业最基本的投入品,一个清洁、高效、低成本的能源供应体系,有助于中国企业降低提供物品和劳务的成本,这在竞争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对于企业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中国石油集团建设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战略思路,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

最后,有助于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体现在有足够的能源可以利用,另一方面体现在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建设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战略思路,有利于中国石油集团更好地参与传统能源和市场的竞争,也有利于新能源与可再生的开发,提高能源长期供给结构的弹性。同时,能源的高效清洁利用和新能源的开发,有助于降低由于能源利用带来的环境污染,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人与环境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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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论文1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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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势与政策论文1500字篇1

分析世界新能源形势与政策

2011年,在世界能源需求不断增长、供需矛盾进一步恶化的背景下,西亚北非动荡和日本核事故两大 热点 问题对世界能源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西亚北非局势影响地区能源生产和运输安全,导致国际油价波动,对能源消费国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日本核事故沉重打击了全球核能产业,对世界各国的核电政策造成不同程度影响。从长期看,化石能源的主体地位不可撼动,石油价格仍面临上涨压力,并因此为天然气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核能不会退出历史舞台,但重拾发展信心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相关国家针对南海、北极等潜在能源重要产地的争夺将进一步加剧。

中国能源安全和产业发展也受到上述热点问题困扰。中国严重依赖西亚北非地区的能源供应,动荡引发的油价高涨也使中国面临更严重的输入性通货膨胀。中国尽管未放弃核能发展,但明显放缓了步伐。

一、当前世界能源的总体状况

能源一直是关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的重要议题。当前,能源消费继续强劲增长,供需矛盾进一步恶化。化石能源在世界能源总体消费中占据主体地位。目前,世界大部分能源仍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其他能源尤其是新能源发展迅速,但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尚需时日。国际油价难以回到低位,价格波动对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都造成严峻挑战。

1.能源供需关系总体紧张

进入21世纪后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能源供应趋紧。在这期间,尽管在世界范围内石油供需总体上保持平衡,供略大于求,但这一平衡十分脆弱。往往由于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局部战争、社会、恐怖活动等原因,在某些国家和地区、某些季节或某一时间段、某些石油品种出现断档,致使某些国家和地区不时发生油荒、电荒等能源供应紧张局面。

总体看,能源生产能力增长缓慢,能源消费需求却快速上升。近20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新发现的油田越来越少,特别是特大油田。世界现有的四个超级油田中,墨西哥的坎塔雷尔、科威特的布尔干、中国的大庆油田产量早已开始下降,只有沙特阿拉伯的加瓦尔油田还保持高产。未来,俄罗斯位于西西伯利亚的重要油气田的产量也会下滑,除了要在传统的产能地区西西伯利亚发掘新产量,还需要开发基础设施落后的东西伯利亚地区甚至北极地区。俄罗斯能否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开发投入,仍面临不确定因素。俄罗斯石油生产高峰时期,每天可达到1050万桶,但到2035年,日产量会下滑到0万桶。其他一些国家尽管拥有丰富的,但出于各种考虑限制开。例如,美国在阿拉斯加北部拥有丰富的石油储量,但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以及就地储备石油,长期限制开。

随着世界经济持续发展,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经济迅速增长,石油需求和消费量不断上升,上升幅度超过了产量的增长。尽管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使石油需求自1983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但2010年,石油消费再次转降为升。可见,石油供应的宽松是暂时的,供应紧张才是常态。

全面提速——

能源结构走向多元化

在当前国际金融风暴肆虐下,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外部需求大幅下降。这直接催生出我国能源发展战略与管理体制上的新变化。

调整能源结构,发展核电首当其冲。2008年11月21日,中国第9座核电站——福建福清核电站一期工程开工;12月16日,总投资近700亿元的广东阳江核电站正式动工建设;12月26日,总投资260亿元的秦山核电站扩建项目方家山核电项目开工。

至此,世界上最大的核电规划正在中国渐次展开。据了解,我国2020年前将在核电方面投下4000亿元左右的资金。

其次,2008年12月15日,总投资近400亿元的“宁东大型煤电化基地”正式启动,意味着煤炭整合的“前奏”响起。

第三,甘肃河西走廊、苏北沿海和内蒙古等地正在规划建设几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目前,甘肃酒泉地区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建设已全面启动。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中国围绕油气领域的对外合作进展不断加快:中国到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然气管道开通;中俄之间也确定将修建从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往中国的油气管道。

据透露,西气东输二线工程已得到国家核准,不日将全面实施。这一总投资达930亿元的庞大工程,将与中亚天然气管道相连,是中国第一条引进境外天然气的大型管道工程,仅钢材就要400万吨,如考虑到沿线城市内管线改造与建设,共能拉动投资3000亿元。同时,库容达2680万立方米的石油储备二期工程也已规划完毕,成都千万吨级炼油厂不日也将开工建设。

张国宝表示,这些重大项目的开工建设,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实际举措,也说明中国的能源战略正在一步步实现。我们要加大能源结构调整力度,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加大能源企业的整合重组,建设现代、高效、稳定的能源工业体系。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周大地表示,当前形势为中国能源结构调整创造了一个好时机,将来中国的能源结构调整应该走多元化的道路。

节能降耗——

开源节流是治本之举

1月13日,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37.59美元。有人担心,低油价可能致使对新能源的投资放缓。

能源专家指出,不可再生能源的属性决定廉价时代将一去不返,能源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势在必行。

专家表示,对于中国这个耗能大国和人均小国来说,开源不节流,多元化的能源战略从长远来看也只是治标之举。能源危机、气候危机,21世纪越来越明显地影响世界社会和经济的两大,让世界各国幡然醒悟,解决能源问题和气候问题,治本之策还在于节能降耗。

据估计,中国节能的潜力有60%在工业部门。中国石油利用的经济效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用油设备的效率也低于国外,节油潜力很大。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电力在能源总体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据了解,2009年,国家将继续对传统煤电项目实施“上大压小”,关停小火电机组1300万千瓦。相关数据显示,到2008年10月,小火电机组累计关停3210万千瓦,已实现“十一五”规划近2/3的目标。

深刻把握国际能源格局变化新形势

能源是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物资。目前国际能源格局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化。

一方面,现有的能源生产消费格局正在发生着历史性的区域变化。从消费上看,能源消费重心正在从西方发达国家向亚太地区转移,尤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消费增长迅速。从生产上看,能源生产日益多元化,虽然欧佩克仍掌握着全球石油供给的主动权,但北海、非洲和墨西哥湾的石油勘探和开发也在加速进行中。即便如此,事实和研究结果仍表明国际石油生产的峰值时刻即将来临。

另一方面,新能源开发已展露黎明前的曙光,能源供给结构即将进入下一个能源替代的发展周期。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油砂、重油、煤层气、天然气水合物等非常规油气,风能、太阳能、氢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等都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其中,前一个变化来源于国际范围内区域经济增长中心的转移,而后一个变化则来源于现有主导能源供给保障程度的下降和环境保护的压力。

这样一种能源格局的变化导致各国在世界范围内对能源的争夺日趋激烈,同时也加快了能源领域的技术开发步伐。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作为新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能源需求进入高增长时期,而中国的能源供给结构长期以煤炭为主,不但从总量上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根据BP公司的能源统计数据,与世界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所占比重较世界平均水平高出41.1个百分点,石油和天然气较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低15.4和20.1个百分点。由于国内优质能源石油、天然气的供给保障能力低,目前我国的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已经接近50%。同时,能源消费(主要是煤炭)是导致中国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空气中约70%的二氧化碳排放、90%的二氧化硫排放和67%的氮氧化物排放来自于燃煤。几乎所有的烟尘排放也来源于此,占到总悬浮颗粒无污染(TSP)的一半以上。

这种相对落后的能源消费结构、高度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和能源消费的高污染,不但导致我国资产价值体系溃损,生产和生活成本不断上涨等一系列严重问题,而且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中遇到更大的压力,长期来看,对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也会产生制约作用。因此,千方百计解决国家能源安全这一具有长期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显得尤为紧迫。

在国际能源市场和国家能源供应保障体系中,能源企业的作用是第一位的。能源企业能不能把握住这一格局变化的历史性机遇,不但决定着企业的生死存亡,而且对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起着重要的影响。以BP、埃克森、壳牌等为代表的国际大石油公司凭借着、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不但在过去的近百年中主导着国际能源市场的发展,而且近年来加快了进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步伐。

中国能源企业是国际市场的后来者,在获取、技术和管理等方面,与上述大公司相比都有不小的差距,如果再将企业投入新能源的开发有可能会更加力不从心。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格局的变化对于中国能源企业而言不仅仅是风险,更潜伏着巨大机遇。庞大的国内需求为企业提高规模经济效益,提高管理能力和加快技术进步提供了空间,新能源的开发缩小了国内能源企业与国际大公司的差距,因为这一领域处于起步阶段,技术水平差距相对较小,为我国企业在未来竞争中转被动为主动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

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历史时刻,被动应对只能意味着放弃发展的主动权,成为跨国能源公司的附庸甚至被淘汰出局,国家的能源安全无从谈起,经济命脉也将落入他人之手。反过来,主动应对则意味着在竞争中牢牢把握发展的机遇,将企业的竞争力建立在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上,这样的竞争力才是有生命力的、可持续的。历史 经验 已经证明,能否主动、敏锐而准确地判断形势,进而作出正确的战略抉择,是抓住机遇、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作为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和国家石油公司,中国石油集团提出建设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战略,正是对所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和新要求的积极回应。这一战略决策提高了企业关注世界能源发展趋势,顺应全球石油石化行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能力,有助于企业实现从传统石油公司向面向未来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型能源公司转变,有助于为更好地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这一战略的巨大意义更具体地体现为:

首先,有利于提高中国石油集团的国际竞争力。建设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战略,包含传统能源的支撑,能源供给结构变化,提高能源开发利用效率,供应能力的价值链开发,能源开发利用全球化和经营管理国际化等方面的内容。由此可见,这一战略以技术进步、管理能力的提高和价值链的构造为手段,既立足于现实,又面向未来,有助于中国石油集团克服劣势,全方位地参与国际竞争。

其次,有利于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地位的提升。能源是企业最基本的投入品,一个清洁、高效、低成本的能源供应体系,有助于中国企业降低提供物品和劳务的成本,这在竞争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对于企业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中国石油集团建设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战略思路,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

最后,有助于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体现在有足够的能源可以利用,另一方面体现在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建设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战略思路,有利于中国石油集团更好地参与传统能源和市场的竞争,也有利于新能源与可再生的开发,提高能源长期供给结构的弹性。同时,能源的高效清洁利用和新能源的开发,有助于降低由于能源利用带来的环境污染,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人与环境和谐发展。

近年来,国际能源局势起伏跌宕,变化剧烈。油价飙升严重冲击能源消费国经济,也使能源输 出国 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消费国节能与海外拓展同时推进,生产国频打“能源牌”争取政治经济利益最大化,国际能源合作日趋活跃。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煤炭、石油等能源价格大幅跳水,新能源发展在逆境中被提升到战略层面,作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引擎。综合分析,目前国际能源局势正处于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刻。在这个大的背景下,认真审视我国能源发展格局,完善相关 措施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正确把握中国能源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1.近年来能源需求的过快增长,造成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和巨大的环境压力。

30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长10.3%,能源消费年均增长5.6%,2008年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为26亿吨标准煤,是改革开放初期的4倍多。尽管我国能源总量比较丰富,但优质能源少、人均占有量低,能源供应偏紧、约束大的矛盾将长期存在。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换代,能源需求不断增长。今后一段时期,能源消费强度将保持较高水平,油气需求增长又快于煤炭,国内开量受到自然条件限制难以较快增加。我国石油储比仅为11.1,远低于世界40.5的平均水平,能源尤其是油气供求矛盾将进一步显现。另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增长造成了巨大的环境压力,我国能源发展模式亟待转变。

2.随着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的不断提高,能源安全问题凸显。

我国石油不足,原油产量不能满足需求,进口石油依存度不断增大,供需矛盾比较突出。自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我国石油进口量逐年攀升,2008年累计进口石油2.18亿吨,对外依存度达到51.3%。预计到2020年前后将超过日本,成为亚太地区第一大石油进口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上升意味着能源安全形势的脆弱性增加。世界石油争夺日益激烈,我国对海上石油运输通道控制能力薄弱,过分依赖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石油及单一的海上运输路线,凸显了我国石油进口安全的脆弱性。战略石油储备刚刚起步,应对突发或危急时刻的保障能力需要加强。

3.受金融危机影响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能源需求持续低迷。

从一开始,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就逐渐显现并日益加重,外部需求萎缩,工业增速减缓,企业经营困难,投资增速下滑,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特别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2008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28.5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4%,增幅下降4.8个百分点,其中煤炭、原油、天然气和电力消费增幅分别下降4.9个、1.2个、9.8个和8.5个百分点。预示国民经济景气程度的先行性指标——全国发电量从去年10月份开始出现负增长,今年1—2月累计增幅同比仍为-3.7%;1—2月全社会用电量增幅同比为-5.2%,能源需求持续低迷。今年以来原油、成品油产量和原油加工量均比调减或比去年同期下降,炼厂调低负荷、减产运行,成品油需求疲软,库存涨至历史高位。

4.当前发达国家正在为抢占未来经济发展制高点而向内挖潜,世界范围内一场新经济变革已悄然来临。

由于全球经济复苏尚需时日,发达国家纷纷反身内省,为寻找和培育新经济增长点、迎接下一轮经济上行周期的到来积极准备。值得关注的是,当前世界许多国家把发展新能源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美国提出7000亿美元的巨额经济刺激,把新能源作为摆脱经济衰退、创造就业机会、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重要战略产业,提出在未来三年内可再生能源产量增加1倍;2012年在发电总量中占的比例提高到10%,2025年增至25%;未来10年将投资1500亿美元建立清洁能源研发基金,用于太阳能、风能、生物燃料和其他清洁可替代能源项目的研发和推广;动用40亿美元资金,支持汽车制造商重组、改造和技术进步,生产更节能高效的混合动力车;投资45亿美元 对联 邦建筑进行改造,10年内将现有建筑的能效提高25%。

提出,谁掌握清洁和可再生能源,谁将主导21世纪;谁在新能源领域拔得头筹,谁将成为后石油经济时代的佼佼者。除美国外,其他发达国家也把发展新能源作为拉动经济、扩大就业、抢占未来制高点和防止气候变暖的重要手段。欧盟推行可再生能源,将新增投资300亿欧元,创造35万个就业机会。

法国到2020年将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提高到23%,相当于每年节省2000万吨石油。德国在2020年前使可再生能源领域就业规模超过汽车产业的就业规模。英国在2020年前提供1000亿美元建立7000座风力发电机组,新增就业16万人。日本将增加太阳能发电量20倍,新型环保汽车的使用量增加40%。韩国在普通家庭大力推广普及太阳能、地热、风能和生物能源,并将兴建200万套节能绿色住宅。

面对这一局面,我国不能因为当前金融危机导致能源供需矛盾缓和,而忽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应汲取过去一些产业发展的沉痛教训,密切跟踪世界新一轮新能源发展方向,增加对新能源产业的投资,加强新能源技术研发,真正把新能源发展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

二、抓住机遇加快我国能源结构调整

上世纪100年间,世界上15%的人口完成了工业化,使得石油消耗量急剧增加,从上世纪初的2400多万吨飙升到30亿吨。在本世纪,将有85%的人口进入工业化,能源消耗量必定进一步增大。虽然世界能源探明储量仍在继续增加,但地球上的能源毕竟有限,而人类社会的能源消费则是逐渐增长的,以目前的消费速度,总有一天,世界上石油和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能源会枯竭。因此,人类必将实现向“后石油时代”的能源转换。从世界范围看,可再生能源更具竞争力已成为各国的共识。中国替代能源的发展方向是以新能源代替传统能源,以优势能源代替稀缺能源,逐步提高替代能源的作用。作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我国在努力增加能源供应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改善能源消费方式,发展清洁能源技术。因此,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提洁能源消费比重是促进我国能源格局日趋合理的必然选择。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形势下,加快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建设,既有助于拉动投资,也有助于为下一阶段经济发展做可靠的能源准备。

《“十一五”能源发展规划》提出,“十一五”时期我国能源建设的总体安排是:有序发展煤炭;加快开发石油天然气;在保护环境和做好移民工作的前提下积极开发水电,优化发展火电,推进核电建设;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在今年“两会”作的 工作 报告 中把积极发展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作为今年的主要任务之一。

1.降低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煤炭约占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70%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高40个百分点。煤炭转化为能源的主要形式是燃烧发电,燃煤发电在我国煤炭终端消费中占56%以上。2008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7.92亿千瓦,其中火电装机6.01亿千瓦,约占76%;水电装机1.72亿千瓦,约占22%;核电装机906万千瓦,占1.3%;风电894万千瓦,仅占0.8%。煤炭的燃烧是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分别占二氧化硫排放的90%、二氧化碳排放的70%和氮氧化物排放的67%,而且每开l吨煤会破坏2.5吨地下水,煤炭开后还会造成地表塌陷,产生废水、废气和废渣以及矽肺病等。因此,努力降低煤电比重是改变我国能源格局、实现节能减排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为此,要继续优化电源结构,逐步提洁能源发电比重,不断替代燃煤发电;另一方面,在加快发展循环液化床燃烧、大规模煤气化等洁净煤技术以及改进煤炭直接、间接液化技术的同时,加快研发和推广煤炭多联产等新一代洁净煤技术,逐步优化调整煤电自身结构,将煤炭的产业链延伸至下游化工制品。

2.积极发展核电。

核电是清洁高效的能源。理论上讲,1公斤的铀全部裂变释放出的裂变能,大约相当于2500吨煤或2000吨的石油燃烧时释放出的能量。一座百万千瓦的火电站需要260万吨煤,而核电站只需要30吨的铀原料即可。核电站一年产生的二氧化碳仅是同等规模燃煤电站排放量的1.6%,且不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尘。近几年,世界核电建设开始复苏。美国能源部2007年宣布,未来2年内将兴建32座核能发电厂;俄罗斯在2020年前建造40台核电机组;英国于2008年1月决定恢复建设核电站;印度到2020年使核电装机容量达到4000万千瓦。高效、清洁的核能将在全球能源格局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2008年福建宁德、福清,广东阳江,浙江方家山核电工程相继开工,共计14台百万千瓦机组,总规模达1400万千瓦,标志着我国核电建设步入快车道。2008年底,我国核电装机容量约为900万千瓦,仅占全国总发电装机容量的1.3%。根据《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目标,到2020年,核电装机容量将增加到7000万千瓦,核电占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的比重提高到4%,这意味着今后每年至少开工建设2个核电站、4台百万千瓦级核反应堆。2020年前,我国投入核电的建设资金累计将达4000亿元。去年底,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推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核电项目成为首批核准的拉动内需项目,标志着我国核电建设高峰即将到来。

3.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

2006年底,中国可再生能源年利用量总计为2亿吨标准煤,约占全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8%,仅比2005年上升0.5个百分点。促进可再生能源加快发展,有助于实现能源长期战略替代,也有助于加强环境保护。我国已立法将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列为能源发展的优先领域,并制定了《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根据规划,2010年可再生能源占全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将达到10%。

水能是重要的可再生能源,我国水丰富,理论蕴藏量近7亿千瓦,占常规能源量的40%,根据目前的勘测设计水平,我国水电有2.47万亿千瓦时的技术可开发量,如果开发充分,至少每年可以提供相当于10亿—13亿吨原煤的能源。水能与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相比是很好的调节电源,开发水电的同时还可以实现防洪、灌溉、供水、航运、养殖和旅游等综合效益。目前水能开发利用技术已经成熟,应当优先加以利用。

我国风力丰富,利用技术也基本成熟,可以作为当前规模开发的一个重点,形成实际供应能力。太阳能潜力巨大,一旦关键技术取得突破,经济性改善,就将得到广泛应用。现阶段应加大太阳能发电技术与热利用技术的开发与攻关力度,结合建筑节能,积极推广太阳能热水器产品。我国生物质能具有品种多、分散性强、收集成本高的特点,宜于发展多种利用技术,开辟不同用户市场。现阶段可从现有废弃物的利用入手,逐步提高开发利用水平。对一些较为成熟的技术,如农村沼气、秸秆发电等,积极推广,予以扶持。对一些尚未突破的关键技术,如纤维素乙醇等,合理投入,开展研究。新能源及其相关技术对未来的能源替代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充分重视,早做准备,积极跟踪,组织研发。

面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现状,我国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路线图,尽快整合现有产业,把现有、扶持政策体系及未来十多年的能源投资格局理顺,打造高效率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宽松环境,以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和有效利用来支持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4.强化油气产业的开源节流。

一是加快建设油气基地。按照“挖潜东部、发展西部、加快海域、开拓南方”的原则,通过地质理论创新、新技术应用和加大投入力度等措施,到2010年,全国原油、天然气产量分别达到1.93亿吨和920亿立方米。二是加快石油替代工程。按照“发挥优势、依靠科技进步、积极稳妥推进”的原则,加快发展煤基、生物质基液体燃料和煤化工技术,统筹规划,有序建设重点示范工程,为“十二五”及以后更长时期的石油替代产业发展奠定基础。三是促进油气行业节能降耗。

此外,中国应对石油安全挑战,应该着眼全球,从战略的高度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降低石油进口依赖,积极参与国际石油市场竞争,加强国际石油领域合作,加快建立现代石油市场体系,建立完善现代石油储备制度,制定确保国家石油安全的一整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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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类毕业论文选题理由

这是2个资料,网上找的,这东西没人会写,你修改修改,我看就行了

世界经济可望继续保持繁荣,但高油价、对战略性的恶性竞争、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对世界经济的不利影响趋于上升。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和明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达到4.5%。世界经济在去年第三、四两个季度和今年第一个季度连续三个季度达到5%的年增长率后,今年第二季度的增长率回落到2?5%。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在进入今年第二季度后同时放缓。按年率计算,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从今年第一季度的 4?5%下降到第二季度的2?8%。不过,由于消费支出在7月份之后重新出现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今年美国经济仍表示谨慎乐观,预计全年将达 4?3%。日本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年率均达到了6%,但今年第二季度跌至1?7%,重新唤起人们对日本经济能否保持持续复苏的忧虑。欧元区今年上半年的年增长率达到2?3%,尽管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的消费支出、出口需求等均停滞不前。世界经济中的另一个积极动向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避免了硬着陆,在初步抑制了经济过热现象的同时仍保持快速发展;加拿大、印度、俄罗斯等经济增长亦很强劲。总体而言,世界经济这一轮复苏仍有望持续。与此同时,制约世界经济增长的负面因素的作用也在趋于上升,其中比较显著的问题是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对战略性的争夺引发恶性竞争迹象,贸易保护主义上扬。

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持续攀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日益突出。尽管世界经济经过结构性改革,对石油危机的吸收能力比20多年前的大为提高,但国际原油价格的过快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构成的抑制作用和通胀压力仍不容忽视。不仅如此,世界各国经济对高油价的承受力很不均衡。经过 30多年的努力,发达经济体由于替代能源、低能耗的高新技术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抵御高油价冲击的能力相对较高。而新兴工业国家如中国、韩国等严重依赖制造业的经济,对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升的敏感性则比发达国家高得多。由于新兴工业国家当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与日俱增,高油价的冲击如转变为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将是沉重打击。世界经济复苏过程中的需求上升是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直接拉动因素,发达国家和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近来对石油、原材料的需求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经济层面的供求关系并非解释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升及其对世界经济增长负面影响的惟一因素。当前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制约还来自国际战略因素。某些国际势力对于一些国家的迅速发展怀有不健康的心态,试图通过控制世界战略性维护自身地位,制约他国的发展。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加强对中东石油的控制。日本在中俄石油合作问题上搅局,亦有长远的战略考虑。这些因素对国际能源价格的走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一,加剧了石油产地如中东地区的动荡,直接影响国际石油的实际供给和市场对国际能源供求关系的心理预期,推动国际油价走高。其二,妨碍国际能源合作实现共赢格局,容易在国际战略问题上引发恶性竞争,不利于世界的共同发展。

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加强是当前世界经济中的又一不健康因素。近来世界反倾销浪潮高涨。中国已成为全球反倾销的最大受害者,并继续在人民币币值问题上承受压力。贸易保护主义在西班牙还酿成针对中国的焚鞋和运动。日益增多的国际经济摩擦折射出世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些深层政治和社会问题。 国际贸易理论是国际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主要研究商品和服务在各国之间的交换,研究国际商品交换的原因、结果,以及相关的政策。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范围也包括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和技术知识的国际传递。生产要素和技术知识一方面作为某种特殊商品有其本身的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作为要素投入对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起着重要作用。国际贸易理论还研究经济增长、技术变动与贸易的相互影响,从动态上分析国际贸易变动的原因与结果。

从经济学说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可追溯到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的重商主义学说。斯密和李嘉图的贸易理论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外生变量,生产规模报酬不变。斯密与李嘉图的贸易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被称为“古典贸易理论”。二十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了“配置”或“禀赋”的贸易学说。在赫克歇尔和俄林的模型中,劳动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产的规模报酬仍然不变。他们的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结构变化,在赫克歇尔—俄林体系中徘徊多年的国际贸易理论又活跃起来,一部分经济学家开始用新的方法来研究贸易的原因和结果,研究新的贸易结构与贸易政策,创立了一系列新的学说。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这些学说已逐渐成熟。其中一部分已被编入教科书,另外部分仍在继续讨论之中,仍是贸易的前沿论题,本文将简要地介绍这些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并阐述其对我国贸易政策的意义。

一、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工业发达国家之间和相同产业之间的贸易

为贸易原因提出新解释的主要是从七十年代末发展起来的“规模经济贸易学说”,主要的贡献者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这一理论以企业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和世界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为基础解释战后增长迅速的工业国之间的和相同产业之间的贸易。

规模经济贸易理论〔(1)a〕的发展是建立在两个与以往理论不同的设上:(1)企业生产具有规模经济;(2)国际市场的竞争是不完全的。

具体讲在“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的条件下,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随着产量增加而下降,企业面对的是市场需求曲线,市场需求量会随着价格的下跌而增加。在参与国际贸易以前,企业所面向的只是国内的需求。由于国内市场需求有限,企业不能生产太多,从而使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不得不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如果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产品所面临的市场就会扩大,国内需求加上国外需求,企业生产就可以增加。由于生产处于规模经济阶段,产量的增加反而使产品的平均成本降低,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增加了竞争能力。

由于工业产品的多样性,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囊括一行业的全部产品,从而使国际分工和贸易成为必然。但具体哪一国集中生产哪一种产品,则没有固定的模式,既可以自然(竞争)产生,也可以协议分工。但这种发达国家之间工业产品“双向贸易”的基础是规模经济,而不是技术不同或配置不同所产生的比较优势。

二、国际贸易、技术外溢、与经济增长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来,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关系来进行。在经济学文献中,虽然已有许多理论阐述了技术在贸易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是最新一系列的研究则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不仅讨论技术对贸易的影响,也分析国际贸易、经济增长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把技术变动、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和经济增长等结合起来研究,是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和前沿课题。

国际贸易理论的这一新发展的背景也与战后国际贸易格局变化有关。在用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理论说明了当前“北北贸易”和同类产品之间贸易的原因之后,人们自然就会进一步探讨。为什么会有规模经济?产业的规模经济和国际分工是怎样形成的?如果说技术的差异与发展是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技术又是怎样产生、发展、传递的?技术的发展与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的关系又是如何?这些问题引起了国际经济学家的极大兴趣。学者们将国际贸易理论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

近年来,在国际经济学的研究中,关于国际贸易、技术变动与经济增长的文章很多。从其理论渊源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沿着李嘉图的模型,仍把技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但从动态角度分析技术变动对贸易模式和各国水平的影响,另一部分则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不仅研究技术怎样影响贸易和增长,同时把技术发展作为科研、投资、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一种结果,研究技术变动、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相互间的关系。

1.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贸易与增长理论

(1)技术差异所形成的贸易模式

除了“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贸易学说外,技术作为外生变量上的差异亦被用来说明发达工业国家之间和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马库森和斯文森(Makusen and Svenson,1985)在他们的研究中设两国的配置比例和需求偏好都是相同的。产品生产需用两种以上的要素投入,但不具有规模经济。但如果两国在生产技术上有某种细微的差别,劳动生产率就会略有不同。在两国的贸易中,各国都会出口其要素生产率相对高的产品。

戴维斯(Dis)在他1994年的研究中也设两个国家两种产业。其中第一种产业只生产一种产品,而第二种产业生产两种不可完全替代的产品。设其中一国在第二种产业的生产中与国外略有技术上的不同,在其中一种产品的生产技术上比别国略胜一筹。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要素价格的相等会使该国生产和出口这种产品,而别国则会生产出口另一种产品。

马库森、斯文森和戴维斯的研究说明,即使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技术上的差异亦可引起同行业产品之间(intra—industry)的贸易。

(2)技术变动对贸易模式和的影响

克鲁格曼1986年研究了技术进步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在他的模型中,他设有两类国家:技术较先进的国家(发达国家)和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发展中国家),产品亦分为两类:技术密集型产品与非技术密集型产品。这些设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有些相似,它的发展在于:如技术变动了(而不管为什么会变动),会对各国的贸易模式和产生什么影响?

如果这种技术进步发生在发达国家,则结果是没有坏处。第一,对发达国家来讲,它技术更高了,产品更先进了,由于本来就在技术上领先,更新的技术的产生并不面临什么竞争,也不威胁别国,别国也威胁不了它,所以技术进步对它有好处。第二,对落后国家也没坏处,因为技术差距拉大了,给后进国家更大的空间来发展和赶超。所以技术进步发生在先进国家对这两类国家均有利。对先进国家唯一的不利之处是对一些本来就有技术优势的产品,技术进步和生产出口能力的提高,有可能使这些产品的价格下降,贸易条件有可能变得不利。

如技术进步发生在后进国家呢?克鲁格曼认为结果是缩小了两类国家之间的差距,对原来先进国家是一种竞争,对他们不利。后进国家会因为自己有能力生产这类产品而减少进口,造成两方面的结果:一是使该类产品价格的下降,对先进国不利,二是如果这种产品需要密集使用后进国本来就稀缺的,那么对后进国来说也不利。

2.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的贸易与增长理论

贸易理论的另外一方面发展是将技术视为内生变量来分析,研究技术变动的原因,也研究技术的进步作为生产和贸易的结果对贸易模式与社会的影响。技术变动有两种源泉,一种是被动的,不是经过专门研究开发出来的,而是从看中、干中学会的,是通过经济行为学来的,这叫“干中学”(learningby doing)。这里所说的技术不光是生产技术,还包括管理知识。另外一种是主动的,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这种技术变动是一种革新(innovation)。技术革新一般是研究和发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简称R&D)的结果。

(1)“技术外溢”(Spillovers)与“干中学”(Learing—by—Doing)

所谓技术变动或技术进步并非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发明。在许多情况下,所谓技术进步只是学到了别人已有的先进技术。这种学习过程有时并非是最初的目的,而是在从事生产或其他经济行为时自然产生的副产品。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有时也并非有意转让或传播他们的技术,而是在贸易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被称为技术“外溢”(Spillovers)。不管什么技术,都有一个外溢的过程。“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大部分是从技术外溢中获得的。技术外溢,又可分国际、国内、行业间和行业内几种不同情况。

a)国际技术外溢

国际技术外溢指的是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如通过贸易)的途径传播到了别的国家,从而使别国的生产者也逐渐掌握了这些技术。

为了说明技术在国际间的外溢,我们设有两个国家:A国和B国,各国分别生产两种产品,X和Y。在两国没有贸易时,各国的生产是由本国的生产技术和配置决定的,A国有生产X的比较优势,B国则有生产Y的比较优势。如果两国发生贸易,根据“比较优势”理论,A国会专门从事X的生产和出口,B国则专门生产和出口产品Y。这是贸易发生后的最初均衡。

现在我们再进一步设技术是无法垄断的,可以通过商品贸易“外溢”到别国。贸易的结果,AB两国的生产者都掌握了彼此的生产技术并有可能对本国的生产进行调整。这种国际范围内的技术外溢会有各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情况是,A国本来有生产商品X的比较优势,但B国生产X的技术更先进,有绝对优势。A国引进了B国生产商品X的技术,提高了本来就有比较优势的生产率。这种结果发挥了本国上的比较优势,有利于A国的长期增长。另外,商品X本来就是B国相对短项,在两国实行分工和贸易后便不再生产。A国多生产X可以使B国的进口价格下降,也有利于B国。这种技术的外溢使原来由“比较优势”决定的贸易模式变成了由“绝对优势”决定。技术外溢的结果,两国都从中受益。

但是如果B国生产商品Y的技术比A国先进,A国从B国中学到这种技术并用此来改进发展其本来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Y。对A国来说,这种技术引进的结果是一种进口替代型增长,但对B国来说则是一种威胁和竞争。如果A国生产Y需要密集使用其稀缺的,对A国的长期发展也不一定有利。贸易和技术外溢有可能将发展引入“错误”方向,使两国的长期发展速度都受影响(参见Yanagawa,1993)。

b)国内的技术外溢

国内技术外溢指的是技术在本国范围内的传播。由于地理、语言、文化等原因,国内技术外溢比学习外国技术更快。

八十年代后期,克鲁格曼和卢卡斯(Lucas)分别讨论了国内技术外溢的问题。在克鲁格曼(1987)的模型中,他设有两个国家A和B,生产一系列产品。其中任何一国会在一些产品的生产技术中有最初的领先地位。尽管技术可以在国际间传播,但本国内的技术外溢会更快。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较快的国内技术外溢过程,该国原先的领先的行业会有加速发展的可能,原有的比较优势会增强,“国内技术外溢”也会使别国在他们原来就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更有领先地位,技术的国内传播使各国的差异扩大。

卢卡斯(1988)的模型与克鲁格曼有些相似,只是他设一系列国家,生产两种产品:X和Y。各国的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相同,但对两种产品的技术知识的最初掌握程度不同。一些国家生产X,另一些国家生产Y,形成最初的国际分工。由于技术在国内的外溢,生产X和生产Y的国家都会在各自的专业生产中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各国对两种产品技术知识掌握程度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在一般情况下,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很难改变,除非产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跟不上产品价格下降的速度,改变原先国际分工的地位,从一种产品的生产转向另一种产品生产的,也只能是那些原来就在边缘上的国家(marginal country)。

克鲁格曼和卢卡斯的分析说明:一个国家最初的比较优势、产业选择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可能与它本国的技术知识和配置有关,也可能是由于偶然的因素,但最初的产业结构一旦形成之后,国内生产技术的外溢使得一国在这些产业中的生产率比别国提高的更快,会使该国在这些产业中的领先地位更加巩固。这在某种意义上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国家擅长于一些行业,而另外一些国家擅长于另外一些行业,这与国内的技术外溢是有关系的。而且,一旦形成了某种生产格局,改变是不容易的,因为产业规模与国内的技术外溢会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只要成本增长的速度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就会有利可图而继续存在。历史在决定一国长期的生产和贸易模式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c)行业间与行业内的技术外溢

技术外溢也可以发生在不同的行业之间(inter—industry)和同行业之内,许多行业虽然产品不同,但所用的有许多是相同的,如何提高要素生产率对各行业都是有促进作用的。另外,这里的“技术”概念,也不仅仅局限于具体的生产方式,也包括管理等方面的技术知识。因此,一个行业拥有的技术优势也可能外溢到别的行业,使别的行业的生产率也有所提高,并对社会的长期发展产生影响。〔(1)c〕

同一行业内也可能有不同的产业集团(industry clusters),各集团生产类似产品但生产技术不会完全相同。与国外类似的产业集团相比,生产上也会有不同的优势。国际贸易以及由此产生的竞争和技术外溢会缩短各产业集团的技术差距。

(2)发展研究(R&D)与技术创新(Innovation)

技术变动的另一个来源是技术创新,它是一种投资、开发与研究的结果。新技术的开发主要表现在:a)提高要素生产率,用有限的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或保证产量的情况下,使用更少的;b)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新产品的开发。

技术创新或开发型技术进步可以在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中出现。随着生产的社会化,分工越来越细,一个最终产品可以由一个企业变成许多个企业来生产。同一企业中也可分为许多部门,每个部门只生产产品的一个零部件。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每个部门只集中于一个小范围的大规模生产,而在这个具体的零部件生产中,企业有可能通过降低成本来获得利润。换句话说,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利润不再只是从最终产品中获得,每个生产环节都独立出来,都有获得利润的可能性。对利润的追逐使生产的每个环节上都有改进技术的动力。

开发型技术进步也常常是在对新产品的研制中获得的。市场竞争迫使企业不断开发新产品或提高产品质量,从而产生出新技术。

与“干中学”不同,技术创新或开发型技术进步是需要大量投资和研究的,因此,只有在保证这些投资能够获利的条件下,企业才会去研制新技术。因此,一国能否获得大幅度的开发型技术进步,需要两个必要条件:(1)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因为没有保护的话,企业开发新产品所冒的风险与其收益不对称,也就没动力去投资、研究。(2)要鼓励对科研的投资。干中学虽然也能提高技术,但毕竟有局限性,毕竟只能缩短与先进技术的差距,一个国家要想技术上领先,就必须有开发型的技术进步,但开发型技术进步是需要有法律和投资来保证的。

国际贸易与开发型技术变动有相互促进的关系,贸易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仅通过国际市场的竞争迫使各国努力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也通过国际技术外溢给各国互相启发的机会。新技术的开发不再只是个别国家的行为,而成为各国的共同努力。这里边也有一个技术开发的规模经济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贸易和技术的国际流动可以使开发研究形成“规模经济”而降低各国的科研开发成本。一项新技术从一国开始后,另一国可以马上引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不应重复同样一个过程。当然,这样做需要许多政治条件和技术条件,但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这是一种配置的最优方式。

另一方面,技术革新也会影响贸易模式。在技术作为外生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