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国际桐油价格_2019桐油价格表

1.历史上的九月七日都发生了哪些重大？

2.韩永清的个人经历

3.介绍油性涂料和水性涂料的区别以及水性涂料的品牌推荐

4.“曾经想要德国和中国分治世界东西”出自那本书，，历史资料是什么啊 ，

历史上的九月七日都发生了哪些重大？

1、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

1689年9月7日（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俄历1689年8月21日，清全权使臣索额图和俄罗斯帝国全权使臣戈洛文在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

条约内容以满、俄和拉丁文三种文字签订。条约划分了中俄两国东部边界，从法律上确立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仍属于中国领土。

2、哥伦比亚共和国建国

1821年 5月，哥伦比亚国在临时首都库库塔召开制宪会议，8月20日，会议通过并颁布了哥伦比亚国家第一部宪法。

宪法规定实行中央集权制共和政体，还通过一系列法令，宣布废除奴隶制，解放奴隶及其子女，禁止买卖奴隶；规定公民享有平等权利，有言论、出版自由。

会议选举玻利瓦尔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桑坦德尔为副总统。

3、清与八国签订《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亦称《辛丑各国和约》、《北京议定书》，是中国清和英、美、法、德、俄、日、意、奥、西、荷、比十一国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签定的一个不平等条约。

条约签定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辛丑年，故名辛丑条约。因条约签订日为阳历9月7日，因此有“九七国耻”一说。

4、伦敦大轰炸

德国对英国的轰炸发生在1940年9月7日至1941年5月10日间，轰炸范围遍及英国的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但以伦敦受创最为严重。

一直到不列颠战役结束，伦敦已被轰炸超过76个昼夜，超过4.3万名市民死亡，并有约10万幢房屋被摧毁。

伦敦因此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轰炸最为严重的三座城市之一（其他分别是柏林和重庆）。

5、巴西脱离葡萄牙而独立

1822年9月7日，在巴西人民强烈要求和葡萄牙议会的压力下，刚到达圣保罗伊皮兰加河畔的佩德罗拔剑宣誓“不独立，毋宁死！”（Independência ou Morte!），正式宣布了巴西的独立。

当天他创作了《啊祖国，啊皇帝，啊人民》的歌曲，并亲自在当晚圣保罗的爱国集会上演唱，由合唱队伴唱，这首歌成为巴西的第一首国歌。

10月12日佩德罗称巴西皇帝佩德罗一世，并于12月1日举行了加冕仪式。

百度百科——9月7号

韩永清的个人经历

韩永清19岁那年，因偶然的机缘，认识了湖广总督张之洞。张喜其聪明灵俐又熟谙英语，便推荐韩当巡警道署的通译。主要是同外商打交道。韩办事干练，不仅得到外商的赞赏，也颇得官商的信任。不久，经杨坤山举荐，他被英商“和记洋行”季大班（英国人）派到湖南长沙担任收购庄经理。由于韩永清的苦心经营，并得到各方人士的支持，长沙庄的生意尽管几经波折，但终于日益兴隆起来。不久，韩永清被调到汉口总行任稽查，这是他步入商界的转折点。

1910年，英商决定在安徽芜湖开办一个比汉口“和记”大3至4倍的新厂。季大班物色了当地人王春山充当买办，并派韩永清前往任副买办，协助王主持开厂事宜。同时选了当地人程韩五、镇江人李寿同充当稽查。韩与两名稽查相处甚密，而王春山自视是正买办，私下与地方士绅勾结，中饱私囊。韩便把王春山舞弊之事作了汇报，季大班查证以后，甚为恼怒，任命年仅27岁的韩永清为正买办。韩永清主动向洋人建议：在芜湖开办新厂有许多不利，不如到南京开厂更为适宜。季大班权衡以后，觉得他的建议确有道理，立即同意。

1913年，英商南京“和记洋行”正式开业。基本垄断了苏、皖、鲁及冀北、赣北的畜产等土特产品，出口贸易额达到“和记”总出口的60%，每年获利润1亿以上（指银币、下同），仅第一次欧战期间就净赚几千万元。韩永清凭着自己的经营头脑，充分利用外资，广泛联络各方人士，短短几年，自己净赚了200多万元。

韩永清把赚来的钱用来发展自己的实业。他先后在国内与实业家范旭东、侯德榜经办天津“久大化学工业公司”；与纺织家穆藕初经办“厚生纱厂”；与纺织家李迪先经办“新生纱厂”；与金融家叶扶宵等人经办“大陆银行”及“盐业银行”；与实业家贺衡夫经办“武汉桐油公司”；与实业家卞筱卿等人经办南京“大同面粉厂”、“开滦煤矿”、“镇扬长途汽车公司”等。由此，韩永清逐渐成为当时全国颇具名气的大实业家。

韩永清为了站住脚跟并图发展，以讲信誉和义气，来联络南京有影响的人物，以求保护。很快就与当时社会上的上层人士如督署参谋长、副官长、厅长、都交成朋友，并且与副总统兼苏督冯国璋的儿子关系甚为密切，成了拜把兄弟。这些人从韩那里得到好处，又从各方面给韩大开方便之门，因此，韩的生意也就越做越顺利。后来，韩永清相继被黎元洪总统、冯国璋副总统及苏、皖、鄂等官礼聘为顾问，并荣赝二等大绶宝光嘉禾勋章、二等文虎章，后晋升一等大绶宝光嘉禾勋章。

不久，韩永清又结识了上海护军使何丰林、浙江督军卢永祥。当时适逢国会改选，由于韩永清在工商界、军政界及民间的威望，他便以江苏省总代表的资格当选为参议院议员。每遇军国大事，军政要人及总统都向韩咨询。

韩永清与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有着较为密切的交往。出于爱国之心和对孙中山先生的景仰，他利用外商结汇之便，捐助大量资金援助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孙中山先生从海外回国，于1912年元旦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末几，孙中山专程来到韩永清家中拜访，促膝而谈，对韩永清资助革命一事表示谢忱，并亲书“博爱“横幅相赠，还委任韩永清为总统府顾问。

孙中山先生所书“博爱”横幅，长130厘米，高65厘米，“博爱”两字各42厘米见方，上款为“永清先生属”，落款为“孙文”，并盖有“孙文之印”方形印章。至今，这幅墨宝仍悬挂在上海韩永清之子韩安荆、韩安州家中。

韩永清由于自幼家贫，与下层民众接触较多，加之韩母含辛茹苦、谆谆教诲，因此养成了善良的性格。韩功成后就后，不忘根本，广施慈善，平日常书“博爱”二字以自勉。

美国著名史学家勃德所著之《中华近代名人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评价韩永清：“性好慈济，应中外慈善团体之请，捐费逾数十万金，从不转募于人”。由此可见韩永清当时乐善好施之一斑了。

韩永清在刚刚创办南京“和记”并担任买办、家境日渐富裕时，便独资在南京下关创办了两所小学，专收贫苦子弟。学生毕业后，成绩优异者，韩便资助学费将其转送中学，再升入大学。

1920年，南京出现瘟疫，死亡人数日益增多。韩永清目睹此惨状，慷慨解囊设立贫民医院6所，为贫苦人家义务施诊施药，救治者无以数计。因此，当地人称韩永清为“韩善人”。不久，韩永清被推举为下关商会会长、“湖北旅宁同乡会”会长及国际慈善组织“华洋义赈会”董事。当时南京下关马路除仪凤门大街系国家修筑外，其余道路均坎坷不平，每逢雨天便泥泞没胫。韩永清拿出巨资一律修整。各省若有水灾、火灾、瘟疫，韩也首先解囊捐助，毫不吝惜。对于亲戚故旧，同乡好友，凡有生活困苦者便大力周济；每逢客死异域者，韩便派人料理后事，且一一送回原籍，以免遗骨他乡，幽魂不宁。因此，南京人没有不知道“韩善人”的。

韩的母亲去世后，他根据母亲遗训拿出10万元充作慈善事业费用，并回原籍汉阳设贫民通俗学校5所，在穷人中推广文化。他还在家乡乌金为其母建造“贤母祠”，余下的房屋设立小学，专收左邻右舍子弟学习。

1930年，韩永清辞去英商南京“和记洋行”买办的职务，隐退上海定居。敌伪时期陈公博委派专人多次邀请韩出任湖北，韩不为所动。他牢记母亲遗训，坚持慈善事业。到上海不久，使被选为湖北同乡会会长，同时，加入了国际慈善机构红╋字会组织，并任东南主会总办事处监理。不多时又兼上海红╋字会会长。后曾被派往苏、鲁、闽、浙、赣、湘等省视察慈善事务，在途中他宣扬道旨，不辞辛劳，在长沙创立新道院，还恢复了武汉、福州的旧道院。

1931年，武汉发生大水。韩永清率上海红╋会救护队与北京总会南京分会陶遵开同赴武汉，协助汉口红╋会，抢救灾民。1932年，中央红军对国民党军在江西进行“反围剿战”，韩率救护队亲 临战场，高举红╋会标志，率队往返两军战场，指挥抢救伤员。因此国共两军一遇他们立即放行。1938年，武汉沧陷前夕，汉口商会负责人贺衡夫、陈经畲等均赴重庆，汉口红╋字会迁到天津路怡庐里，韩永清主动将汉口四明街（现胜利街146号）的私人房屋让出，收治病人，直到抗战胜利为止。

韩永清于1948年在上海因病去世，终年65岁。韩永清有2子5女，长女韩安仪毕业于旧时上海美专，一生从事油画创作，其丈夫为国民党前辈陈调元之四子、高级冶金工程师陈广。长子韩安荆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上海“中山学社”社员；次子韩安洲因病退休在家；孙韩恺、韩隆均在国外留学。

韩永清的一生由孤贫而为巨商，既经商又参政，且广为慈善事业，因此，在国内名闻遐尔，在国外也享有盛誉。

介绍油性涂料和水性涂料的区别以及水性涂料的品牌推荐

市面上的涂料主要分为两大类，即水性涂料和油性涂料，它们虽然都能让墙面变得不再单调乏味，但大多数业主都选用水性涂料，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它有什么优点值得选购呢？与油性涂料的区别又是什么呢？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它们的区别之处以及水性涂料的品牌推荐

什么是水性涂料？

水性涂料是指用水作溶剂或分散介质的涂料。水性涂料具有节省、没有污染、防护性好和耐腐蚀性好等优点。但水性涂料含水量较大，若在运输过程中不注意保温，就容易冻坏。并且也是因为水的缘故，容易滋生细菌，因此要注意防腐防霉。水性涂料主要用于汽车涂料、金属涂料和内外墙涂料。水性涂料已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

什么是油性涂料？

又称油脂漆。以干性油为主要成膜物质的一类涂料，主要有清油，厚漆，油性调合漆、油性防锈漆和腻子、油灰等。所用油脂主要是桐油、亚麻油、梓油、豆油、葵花籽油、鱼油等，其特点是易于生产、价格低廉、涂刷性好、涂膜柔韧，渗透性好。缺点是干燥慢，涂膜物化性能较差，现大多已被性能优良的树脂漆所取代。

油性涂料与水性涂料的区别

1、水性涂料与油性涂料从价格上来看，油性防水涂料的价格相比之下要贵一些，而且这种材料对防水层厚度的要求更高，所使用的材料也更多，而水性涂料对防水层就没这么多的要求，费用自然更低。

2、接着看它们的性能，油性防水涂料的穿刺性和耐冲击性比较差，而且抗拉强度也很低，而水性涂料主要分为柔性与刚性，两种类型的水性涂料抗冲击性都很不错，使用寿命也比较长。

想知道油性涂料与水性涂料的区别？水性涂料品牌推荐

3、最后看它们的环保性能，油性防水涂料内含有毒物质，上墙后会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而且油性涂料与水不相溶，还需要用化学液体才可以溶解，非常不环保。相比之下，水性涂料的性质和水泥非常相似，无毒环保。

水性涂料品牌推荐

1.立邦漆Nippon

立邦是世界著名的涂料制造商，新加坡品牌，作为全球少数几个能够提供全部涂料产品的厂商，其高质量的产品更是赢得了全球用户的信任和赞许。

2.华润Huarun

长期以来，华润涂料坚持“漆业真专家”的核心传播主张，专家形象的塑造比较成功，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并且成长为本土涂料品牌的领先企业。

3.美涂士Maydo

涂士漆给自己的定位是“健康漆”，已经形成内、外墙乳胶漆、木器漆、家具漆、质感涂料、工业涂料等产品线，旗下拥有健康星净醛、显亮1+1、净味家、金装全效合一。

4.嘉宝莉Carpoly

嘉宝莉漆是一家比较有理想的企业，在土洋涂料品牌纷争之期，较早地旗帜鲜明地打出了民族涂料品牌旗帜，对于国内涂料企业的崛起起到了一种昭示的作用。

5.长颈鹿漆GIRAFFE

长颈鹿漆属于中华制漆旗下品牌，成立于1932年，已有超过75年企业历史，是中国最早的涂料公司之一，在内外墙建筑涂料、木器涂料、无毒工业漆和重防腐涂料等产品领域建立了较强的竞争优势。

想知道油性涂料与水性涂料的区别？水性涂料品牌推荐

6.有行鲨鱼Shark

有行鲨鱼“以环保创造健康”发展理念，努力为消费者打造国际环保健康家居，为中国健康家居产业做出贡献。

7.3A环保漆

3A环保漆生产基地坐落于“涂料之乡”广东顺德，不仅是业界绿色环保涂料的领先倡导者，也是数十年如一日坚决贯彻“全程环保”和“纯环保”理念的执行者

8.紫荆花Bauhinia

紫荆花漆成立于1982年,是香港上市公司叶氏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三大核心业务之一,目前旗下的生产及行政基地包括上海、成都、深圳、惠阳、汕头、东莞及桐乡七个地点。

9.多乐士Dulux

多乐士ICI集团的前身英国卜内门公司(BrunnerMon-d&Co)是闻名的纯碱与肥料的制造厂商。1898年，该公司派遣一位代表到中国视察，考虑在当地行销产品，随即聘请李德立(Mr.EdwardSelb-yLittle)为卜内门公司在中国的第一位总经理。

10.大宝漆Taiho

大宝漆是来自台湾的涂料品牌，产品涵盖木器涂料、水性涂料、建筑涂料、金属涂料等，有“洁屋丽”抗菌墙面漆、“伊泰丽”净味墙面漆、环保型隔热保温等。拥有数年的发展历程，在消费者中有较高的知名度。

通过以上我们可以知道：油性涂料的穿刺性和耐冲击性较差，而且还含有有毒物质，上墙后会散发难闻的气味；而水性涂料就不一样了，它的抗冲击性能极佳，使用寿命也比较长，最关键的是水性涂料的性质和水泥非常相似，无毒环保，所以这就是大家选用水性涂料来装饰墙面的重要原因，关于它的品牌本文也有介绍，大家可以了解下。

“曾经想要德国和中国分治世界东西”出自那本书，，历史资料是什么啊 ，

您好，楼主这句话完全不存在！——与日本只签署了《产国际协定》。因为他需要日本在远东牵制苏联。

一战后，德国与中国在协约国的排斥下皆同病相怜。所以在战后的经济，军事，政治有相当的合作。（德国更多的是关心从中国获取），所以当日本强势进攻中国后，就默认了日本的举动，因为他不在乎谁控制中国，只要其利益不受损失即可（中日俩国都是其盟友）这也导致了中国倾向苏联，在苏联的支援下对抗日本。德国也开始支持日本，因为德日都仇视苏联。

具体资料如下：的上台，把中国与德国最后的纽带慢慢的解除了。

一、魏玛共和国时代早期的中德关系

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使德国从世界一流强国的位置上跌落下来，海外市场与殖民地被以英法为首的战胜国剥夺殆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由于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代表的强烈反对，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中国代表没有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对巴黎和会和《凡尔赛和约》的共同不满，使德国积极谋求与中国、美国等非凡尔赛和约国家接近，试图重塑昔日的大国地位。1920年7月，德国前驻华总领事卜尔熙（von Borch）作为代表，来华与中国谈判恢复外交关系、重建两国通商关系事宜。德国方面表示，尽管中国未签署《凡尔赛和约》，德国仍将承认和约第128~134款中关于德国完全放弃前帝国在华特权的规定。1921年5月20日，中德两国正式签订《中德协约》，宣布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恢复友好和商务关系；德国放弃了在华领事裁判权，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原则。

在政治关系改善的推动下，中德经贸关系很快得到了相当的恢复和发展。到1925年，德国自中国的进口达2.29亿马克，远远超过战前水平；出口为1.18亿马克，恢复到战前水平的90%，其中以贸易最为兴盛。据中国海关统计，仅1925年，德国船运来华的武器总价值就达1300万马克，超过全部外国武器进口值的一半以上，而这还不包括走私和通过第三国转口的武器。德国公司也获得了一些兵工厂的建设合同，云南昆明兵工厂、沈阳化学兵工厂均是由德国人设计建立的。

1921年9月，德国拟在广州重开领事馆。副领事瓦格纳（Wilhelm Wagner）于9月25日对孙中山作礼节性拜访，谈话中，孙中山提出了与德国合作问题，希望能得到德国的承认和支持。尽管瓦格纳对孙中山抱有好感，并对其联德思想十分感兴趣，但他认为：“从整体考虑，特别是考虑到同北京的关系，对此我们要妥善处理。”卜尔熙亦认为，与孙中山的南方只能保持非官方关系。对孙中山在德国招募顾问和游说德国企业家等活动，德国也表示不会给予“官方支持”，以免引起“我们已经承认的北京的误解”。

1921年~1924年间，孙中山积极联德，三派代表赴德游说，并与前后三位德国驻广东领事反复交涉，却都收效甚微。德国官方一直未接受孙中山的倡议，只是在非官方的框架内对其经济设想提供了有限的支持。尽管孙中山的联德构想未获实现，但其这一主张却“为后来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发展对德关系定下了基调，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二、20世纪30年代的中德关系

1925年2月28日，魏玛德国第一任总统艾伯特因病去世。4月26日，兴登堡当选为魏玛共和国第二任总统。1928年8月17日，魏玛德国宣布承认南京国民。中德双方的关系亦从此迈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1928年11月，德国陆军前上校马克斯·鲍尔（Max Bauer）率领一个由他组织的25人的顾问团来到南京，以私人身份受雇于蒋介石，协助中国进行军事现代化建设。这个25人的顾问团包括10位负责军事训练的军官、6位军械后勤军官、4位警政专家和5位经济、市政管理、铁路管理、医疗、化工方面的专家，以“帮助蒋介石消灭各地军阀，把中国变成德国的市场”。

从1928年鲍尔来华任职至1938年德国撤回所有在华顾问为止，总共有135名德国军事顾问受到官方的认可，被派往南京国民任职，其中还不包括8名文职顾问和许多省级军事、技术专家。这些德国军事顾问大多数是普鲁士帝国军队以及后来的国防军参谋总部的军官，他们的在华活动与德国的经济、政治领导集团利益紧密联系，在重新恢复德国自《凡尔赛和约》以后失去的在华经济和政治影响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3年1月上台以前，德国的对华政策还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战略目标，因而当时军事顾问团的活动也没有完全同国防军或德国的官方政策结合起来。第一任军事顾问鲍尔上校对于国民的军队现代化起了很大作用，在其建议下，南京成立了一个教导队，辖有一个步兵队、一个重兵器队、一个炮兵队和一个通信队，装备德国兵器，并以德国顾问指导训练，是国民党军队中多兵种现代化部队的胚胎。教导队初建时为一个团，1930年扩为教导师，尔后又扩编为第八十七、第八十八、第三十六师，不仅武器，甚至连军乐队的鼓号都由德国提供，成为蒋介石嫡系部队的中坚力量。

鲍尔不仅在国民党军队现代化上做出贡献，还在德国钢铁和化学工业对华贸易的增长上起了重要作用。在鲍尔率领的顾问团中，经济与技术专家占据了核心地位。他在给蒋介石的“整理中国陆军建议书”中就申明，中国“必须先有完整的工业、交通、电讯、邮政，甚至市政与卫生设施，缺乏任何一方，欲建现代化之国军均将受其阻碍”。鲍尔利用自己的顾问身份，多次与在华的德国法本化学公司、史蒂夫斯道夫辛迪加等著名大公司的代表直接会谈，商讨拓展两国贸易问题，并使德国大垄断财团直接与蒋介石取得了联系。1929年3月，德国工业家协会、法本公司总裁杜伊斯博格来华访问，同蒋介石进行会谈，表示德国工业界乐于同南京直接打交道，共同发展两国贸易。在鲍尔的建议和陪同下，蒋介石派出了陈仪为首的中国考察团，专赴德国考察政治、军事及军工技术，并与克虏伯、西门子等大公司签订购买了价值近100万德国马克的武器和军需品的意向性合同。

1929年10月开始的经济危机在美国首先爆发。美国在战后将大量资金借给急需经济复兴而资金匮乏的欧洲各国，一举成为全球最大债权国。为了应付经济危机，美国开始从欧洲抽回资金，由此使得欧洲的经济基础产生了动摇。欧洲的经济危机便于1931年5月率先在严重依赖美国资金的奥地利和德国爆发。在此之前，德奥曾拟建德奥关税同盟以共同应付经济危机，但遭到法国的坚决反对。5月11日，占奥地利银行业务近2/3的奥地利信贷银行宣告破产；7月13日，德国三大银行之一的达姆斯达特银行宣布倒闭，至8月5日，德国所有银行均关闭。德国国内工人运动迭起，魏玛摇摇欲坠，极端政治力量纷纷登场，布吕宁被通货膨胀、财政崩溃和大规模失业等社会问题搅得焦头烂额，此一时期德国的外交政策带有较为明显的“保守合作，低调参与”的色彩，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也刻意地保持了中立态度。10月10日，德国外交次长毕楼（Bernhard Wilhelm von Bülow）在日内瓦对德国驻国联公使莫提乌斯（Gerhard von Mutius）说：“德国对待满洲事变的态度原则上应该在华盛顿九国公约的框架内，应尽量少参与。”

从艾伯特总统时代起，魏玛德国对中日一直取的是等距离外交的政策，不愿开罪其中任何一方，以保证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尽管德国小心翼翼地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国际舆论中保持中立，甚至通过舆论将公众支持中国的思想导向中立，1932年初，日本各大报纸还是猛烈抨击了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参加了中国方面一抗战的军事行动，使得德国不得不在外交上讨好日本。

1932年3月1日，由日本关东军扶植的伪满洲国建立，日本驻德国大使小幡酉吉多次造访德国外交部，在不同场合提议建立两国在满洲的纪念馆及合作关系。德国方面表示接受提议，但又“绝不取任何特别的主动”，很显然，德国不想因承认伪满问题而得罪中国这个从经济上来说更为有利的亚洲伙伴。以1930年来说，德国与中日两国的贸易总额分别是3.475亿帝国马克和2.34亿帝国马克，德国的油脂工业几乎完全依赖中国满洲里的大豆出口。9月14日，小幡酉吉又向德国外长牛赖特（Konstantin Freiherr von Neurath）提交了一份关于请求德国承认伪满的备忘录，牛赖特推说要经外交部商议才能答复，但此事随着巴本内阁的倒台而不了了之。

1933年1月，兴登堡总统任命为总理，巴本为副总理组成新内阁。随着的上台，德国的内政外交亦有了新的变化。在自传式的作品《我的奋斗》中，提出要为亚利安民族争取“生存空间”、土地、，德国必须向外扩张，而扩张的手段就是对外战争。无疑，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无战略构想的消耗战对德国是相当不利的，设计了一种新的不同类型的战争——闪电战争。这种战争需要做两件事：迅速重整军备和把潜在的敌国一一孤立起来，利用暂时的军事优势来进行一场短期的对敌各个击破的战争。这样的战争将扩大德国的人口和工业基地，使德国军队取得有用的经验，并把潜在的敌国吓唬住，从而加强德国，以便进行下一场这样的战争。

在的战略构想中，中国和日本均占有一席之地。中国作为德国在远东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原料供给者，是德国许多重要战略诸如钨、锑、锰、铅、大豆、棉花的来源，也是德国工业产品的重要市场，同时德国可以从对华贸易中得到其缺乏的大量外汇。而日本则是德国借以牵制苏联势力、吸引英国在远东注意力的重要筹码，德日双方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共同不满使得日本成为德国一个潜在的盟友。另外，的外交重心主要放在欧洲，只要中日两国保持和平关系，德国与这两国的关系就不构成难题。因而在掌权初期，德国对中日两国仍然实行魏玛的“等距离外交”原则。

1933年夏，前德国陆军上将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访问中国，随后又于次年4月受聘于南京国民，担任蒋介石的局势总顾问。塞克特曾任德国国防军参谋长、总司令，在《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只能保有10万陆军的情况下保佑并整顿了德国国防军，并因此获得了“国防军之父”的称号。包括丘吉尔在内的很多人认为，战后德国的大裁军事实上是欧洲安全的一个隐患，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德国军队的精英化，而塞克特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塞克特同德国军界、政界和经济界上层人物关系密切，他将中国军队的重整工作交给自己的副手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处理，本人则致力于军事工业及贸易，在其1933年6月30日递交蒋介石的《陆军改革建议书》中就大肆鼓吹武器的作用，但中国兵工厂目前提供的装备远不能满足需要，“在欧洲公司的帮助下”，中国将能顺利建立起工业。1934年5月，蒋介石做出决定：今后将只购买德国，并授权塞克特与军政部工兵署署长俞大维磋商决定购买的种类和数量。不久，塞克特将德国在华商汉斯·克兰（Hans Klein）引荐给蒋介石，有意使其作为援华建军的执行人。

1934年1月24日，克兰在柏林创办私人有限公司合步楼（Hapro，“工业产品商贸公司”Handelsgesellschaft Für Industrielle Produkte的德文缩写），总资本20万马克，克兰独资19万马克，主要贸易对象是发展同中国的和战略性原料贸易。早在与蒋介石就合作问题谈判之前，克兰已经就贸易与粤系军阀陈济棠签署了《中德交换货品合约》和《浥江口各兵工厂建筑物承建合约》，分别价值5490800港币和657000港币。事实上，合步楼公司的成立是得到德国军政部（后改称国防部）的暗中支持的。一个间接的证据就是，随着《德华信用借款合同》的签署，克兰及其合伙人将合步楼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军政部，同年，德国超越英、法、日，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8月23日，经过历时4个星期的谈判，克兰与国民代表孔祥熙在南京秘密签订了《中国农矿产品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开始了以德国的工业产品、武器装备、机器设备、技术、人员等换取中国农矿产品和原料的易货贸易。但由于克兰与陈济棠的秘密协约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在1936年3月底德国军政部停止向广东当局运送军备后，中德双方遂于4月8日在柏林签订了《德华信用合同》，德国给予中国以货物信用借款1亿马克，并且规定德国将1亿交由德意志银行与中国中央银行执行双方货物互换的付款业务。从此，南京国民由委员会筹集钨、锑等矿产，中央信托局筹集桐油、生丝等农产品，来交换大批的德国、兵工厂及重工业设备。

中德易货贸易对德国的意义是深远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疆界内，煤炭是德国唯一能够自给自足的战争原料，85%的石油、80%的铁矿、70%的铜、90%的锡、95%的镍、98~99%的钨和锑，以及20%的粮食来自国外。随着德国于1933年10月相继推出国际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扩军备战的意图也日趋紧迫，为了赋予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缺乏的那种经济持久耐力，必须对国家的生产能力进行有的、长期的动员，并为应付一场突发的持久而“全面”的战争贮存原料，而《中国农矿产品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的正式实行则为德国达到了这个战略目的。合同签订之后，通过塞克特致函向蒋介石转达谢意，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国防部长布隆堡也致函蒋介石等人表示祝贺。自此，中德关系进入了所谓的“蜜月时期”。英国报纸对此评论道：“同其他列强关系相比，中国同德国关系更加密切，无论在经济、政治上，还是军事关系上，德国人都独占鳌头。”30年代晚期，英国外交部一位官员这样评论德国的对外贸易：

德国用计帐结算方式从瑞典买进一千吨铁砂，来炼出五百吨铁。德国用易货方式从中国买进十吨钨，又用计帐结算方式从土耳其购进二十吨铬砂。德国用这些没有花一分钱现金买来的材料炼出五百吨优质钢。德国用本国的原料、燃料、电力、劳力和技能造出（譬如说）十辆坦克、两部涡轮机和一百台打字机。坦克投入现役；德国（因为它的坦克几乎已足够了）就把去年型号的四辆坦克调出来供出口。其中两辆卖给中国，两辆卖给土耳其；德国人不仅付清了钨和铬的价款，而且还换得十大捆棉花和一百吨黄豆。涡轮机卖给瑞典，抵偿了铁砂的价款之后还有余。九十九台打字机在英国出售，得二百英镑，用以购买无法用记账结算方式购得的较少量原料，如椰仁等。这样一来，德国陆军就获得十辆崭新的坦克，以替换四辆过时的旧坦克；德国工业获得十大捆棉花、一百吨黄豆、一架打字机（困难时期，力求节约）和二百英镑的椰仁，买了这一切而不损失任何外汇。诚然，德国就不需享用土耳其软糖和中国燕窝汤，因为土耳其棉花和中国钨对德国更为重要。但它增加了六辆坦克，能使一千名工人有两个月的工作；既然瑞典要收取铁砂的代价，就不得不购进德国的涡轮机，而瑞典也许更想买英国的涡轮机。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中德之间的密切合作与往来也为中国的抗战准备做出了贡献。德国的军事顾问团帮助国民整军建军，加快了国民军事现代化的步伐，增强了国民党军队的军事素质，提高了国民党军队的综合作战能力。至抗战爆发前夕，全国大约有30万军队经过德国顾问的训练和重新武装——其中绝大部分是蒋介石的直属部队，其中又以在塞克特建议下组编的“德式中央军”（Germantrained Chinese Central Army）最为精锐，其余176个师团大多仅由轻步兵组成，装配的武器也仅有来复枪、轻机枪和迫击炮。在抗日战争中，这些新式部队构成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主力和中坚力量。

另外，德国军队事顾问直接为中国抵抗日本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战略和战术提议，并部分参加了中国的对日作战。尤其是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上将，对抗日战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35年8月20日，他不顾德国外交部的反对，专门写成《法肯豪森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呈送蒋介石，对中国抗日提出了若干建议。甚至在1938年5月德国勒令所有在华的德籍顾问返国时，他也拒不从命，直至以其在德国境内的家人安全为要挟，才于同年7月离华。

最后，德国对华输出的大量，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武器装备落后的状况，增强了中国的抗战实力；德国还为中国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建设提供了机器设备、技术、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为中国持久抗战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三、七七事变后中德关系的转变

1936年11月德日签订《产国际协定》一事曾经引起中国的强烈关注和不安，蒋介石以各种方式和渠道多次向德国询问德日协定中是否有关系到中国的秘密条款，并得到德国方面的保证，即德日协定仅仅是防共反苏性质，不会影响中德贸易和合作关系。1936年12月28日，德国国防部长布隆堡还专门致电蒋介石，祝贺和平解决。1937年6月孔祥熙访德时向否认中国存在共产主义威胁的说法，向前者表示德中之间仅是商业关系，德国在远东没有任何政治上领土上的目的，德国唯一的愿望就是开展商业活动。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这一重大上，德国事先没有得到日本方面的任何消息，因而感到十分困惑和震惊，一时在外交政策上无法达成一致。最初，德国附和英美，发表声明指责日本违背了《非战公约》，希望中日两国尽快谈判，解决争端。7月20日，德国外交部公开宣称对中日战争取中立态度，并且私下对日本直言“不要期望德国会赞成日本的行动”。就这一问题，德国内部也有分歧。大致说来，国防部长布隆堡、外交部长牛赖特和经济部长沙赫特是亲华的，里宾特洛甫及其所辖的“里宾特洛甫办事处”是热烈亲日的，对外政策部的兴趣只集中于阿富汗，纳粹党国外组织部对这一问题甚至没有明确的倾向和方针，戈林本人是同情日本的，但又对在华贸易的巨额利润很感兴趣，因而举棋不定。就本人来说，他对日本毫无预兆地同中国开战感到恼火。德国不愿支持日本，尤其在蒋介石向德国表示了坚定的抗日决心之后，害怕偏袒日本会把中国推向苏联的怀抱，从而增强后者的力量；而如果中日战争变成一场持久战，则无疑会减少日本对德国的价值，西方诸国和苏联就有可能在欧洲自由取行动。此外，德国也不愿因为支持日本过早地同英美发生冲突，因此仍寄希望于双方通过协商解决冲突。

7月22日，日本再次向德国提出停运来华并撤回在华军事顾问，德国则表示这些贸易和雇佣关系都是私人身份的，无法阻止。德国官方向中国表示，德日《产国际协定》与中日冲突没有任何关系。8月10日，沙赫特在柏林对再次来访的孔祥熙说，“只要中日部正式宣战，中德间的所有合同继续有效”。

8月13日，日本进攻上海，中日间的全面冲突不可避免，德国开始意识到调和政策无济于事。但此时德国内阁中，牛赖特、布隆堡和沙赫特等人均认为德国挑起世界大战的时机尚未成熟，公开联合日、意对抗英美苏法未免失之过早。因此的对华政策尽管有了调整，但在远东仍继续推行中立政策。8月16日，在会见牛赖特与布隆堡时表示，他“原则上坚持同日本合作的观点”，但将继续对中国提供武器，由中国用德国所急需的原料和外汇来偿付。据统计，抗战初期中国对日作战的80%左右来自德国。

1927年8月21日，苏联主动与中国缔结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成为在抗战初期唯一公开援华抗日的国家，它给蒋介石以物资、技术、人力等方面的抗日援助后，蒋介石对苏联表示了热诚欢迎和赞誉。中苏的接近使得极为恼火，同时也同日本合作的观点更加坚定，因为“远东问题并非首要，德国也没有必要冒险支持中国，得罪日本”。9月3日，孔祥熙直接致函，为中苏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进行解释，声明此举只是中国抗日战略的需要，中国绝不会倒向共产主义。但是，这番解释没能打动。

随着战争的持久化，日本迫于形势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企图利用外交手段押赴中国。10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会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表示愿意同中国谈判，并希望德国能从中斡旋。于是，从1937年10月下旬到1938年1月中旬，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中日之间奔走，充当“传信人”的角色。在陶德曼调停期间，日本先后三次提出所谓的和平条件，而与此同时却并没有放松对华的军事侵略。不仅如此，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如内蒙自治、华北特殊化、上海交由国际共管等均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对此，德国不仅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反而力劝中国接受。1937年11月26~29日，陶德曼接连三次会见孔祥熙，劝说中国接受日本条件。12月2日，他又亲自会晤蒋介石，劝其投降。另一方面，德国也遣使赴日，提醒日本适可而止，不要取过急行动，以配合陶德曼的劝降。

但是，日本的态度随着其在战场上的胜利而相应变化。他们最初提出的条件在上海陷落之后出乎意料地于12月3日被蒋介石同意作为谈判的基础，但在南京的进一步胜利促使日本更进一步提出令中国无法接受的条件。具体条款如下：

第一条，中国应放弃容共和反抗日“满”政策，与日“满”合作，共同实行防共政策。

第二条，设置非武装地带，并在必要区域成立特殊。

第三条，在日“满”华之间签订密切的经济协定。

第四条，中国向日本作必要的赔偿。

没等陶德曼和蒋介石的进一步商谈得出任何实质性的结果，日本方面便于12月16日发表了一份官方声明说谈判已经结束。东京方面对德国“提供的斡旋”正式表示感谢，并且撤销对国民的承认，因为日本已经在华北建立了一个“临时”，在南京扶植了一个“维新”。此后，虽然日本方面又于次年1月装模作样地提出了第三次和平条件，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的努力实际上已告失败。

在陶德曼调停期间，德国的政策已经明显倒向了日本，希望通过压制中国做出巨大牺牲，部分满足日本的侵略要求，结束中日战争，实现两国和解，以维持德国的远东利益。调停期间，日本屡次向德方提出承认伪满、撤回在华军事顾问、停止向中国提供军事物资等要求，德国均未付诸实施。

陶德曼调停失败后，德国必须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做出一个选择，而这个选择实际上是不难做出的。此时，东西方局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在远东，中日战争将继续下去。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和中国大部分国土的沦陷，德国认为中国在远东战略中的地位及德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已变得无足轻重，相反，进一步发展同日本的经济、政治关系却显得越发重要了。

另一方面，在欧洲，于1937年11月5日召开“领袖会议”，要求三军将领迅速做好战争准备。自从1936年9月实行四年扩军以来，德国的军备已经日趋强大。丘吉尔早就注意到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他写道：

根据德国官方材料所公布的数字，从1933年3月底到1935年6月底的主要账目开支是：1933年接近50亿马克；1934年接近80亿马克；1935年接近110亿马克——总共240亿马克，大约20亿镑。请看这些数字，三年中的比数是5:8:11。这些数字很准确地给你提供充分发展生产所常有的支出累进情况。

同时，与西班牙佛朗哥的“友好关系”使得能从西班牙得到他所需的铜、钨、铅、锰等战略原料。已经做好向东扩张、并发动世界大战的准备，在此时，日本的价值亦显得尤为重要。尤其在1938年2月5日，日本外相广田召见狄克逊，强硬要求德国停止一切对华军事合作，否则日本将考虑废除《产国际协定》。为此，于1938年2月对德国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原国防部长布隆堡因与一名“身世可疑”女子的婚姻而被撤职，由自任国防部长，布劳希契任陆军总司令，里宾特洛甫代替牛赖特任外交部长。至此，德国中以布隆堡、牛赖特为首的亲华派全部被替换或排挤，为他的新远东政策消除了一切障碍。

2月23日，德国承认伪满。4月22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接到柏林的指示，必须终止在中国的工作，立即返回德国。5月3日，德国下令对华实施禁运。21日，德国正式下令，所有受雇于中国的德籍顾问一律返国，否则以叛国罪处理。7月5日，全体德国军事顾问离华返国。中德合作至此宣告结束，两国关系基本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