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银行最新油价_中美银行最新油价调整

1.中美五次战略对话的内容和焦点 谢谢

2.请各位经济学高手帮忙

3.针对次贷（金融）危机，中美两国各出台什么政策？

4.世界经济是怎么运转的？

5.中美贸易差额的研究和分析

中美五次战略对话的内容和焦点 谢谢

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开幕 对话成果将成焦点

日前，中国外交部宣布，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将于12月4日至5日在北京举行。与此同时，美国当选总统巴拉克·也正式宣布了其经济团队人选。人们普遍关心的是：在新的形势和背景之下，这一轮对话双方又将谈些什么？

半年前，当中美在华盛顿举行第四次战略经济对话时，大选还激战正酣，刚刚在党内初选艰难击败希拉里；次贷危机虽然已经让华尔街感受到阵阵寒意，但自从贝尔斯通倒闭后，坏消息似乎一时间销声匿迹了；中国国内经济在救灾和奥运两重刺激下，还是一派升平景象，决策当局依然在“双防”，即防止由结构性通货膨胀转变为全面性通货膨胀、防止经济由偏快转变为全面过热。那时，150美元每桶的油价正炙烤着包括美中在内的全球耗油大国，人们都在掐指盘算离200美元油价还有多少时日。

6个月后，无论是中美两国的国内经济形势，还是全球经济形势，发生的巨变都足以让人惊叹和质疑：这难道是在同一年之中发生的吗？

美国方面，伴随着“两房”被接管、雷曼兄弟破产、政府注资AIG、花旗银行，直到近来三大汽车公司濒临破产；房价股价跌跌不休时，救市计划也从当初的2500亿美元上升至7000亿美元，再到近日刷新的8500亿美元，金融危机的巨大冰山一步步浮出水面。从虚拟经济蔓延出来的恐慌开始打击实体经济，伴随着消费数据下降、失业人数上升，美国经济的衰退已经由当初的言辞争论变为实实在在的现实。

就在次贷危机引发的华尔街金融危机从风暴升级为海啸时，美国迎来了华盛顿新主人：民主党不仅进一步扩大胜果，加深对国会山的掌控，更以绝对优势击败对手入主白宫。王旗变幻的背后，不仅是美国政治风向、意识形态版图的转变，更是美国民众深深地忧虑和希冀。

中国方面，虽然由于体系相对独立、开放步伐稳健，金融海啸对于其资本市场的直接冲击相对较小，但海外市场的急剧萎缩还是让沿海外向型经济区域深受打击，加之长期高速增长的经济也恰在此时面临调整，GDP增速的放缓引起了决策层的深刻忧虑，加之股市房市双双不景气，一系列刺激经济的调控政策、投资计划应运而生、接连出台。

伴随着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影响的加深，国际社会出现三大呼声：一是要求包括G8在内的发达资本主义大国，携手包括中印巴西等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全球更加自觉地密切合作以应对危机；二是要求对现有金融体系进行刻不容缓地改革，切实加强对金融投机、创新的规制和监管；三是要求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在应对危机中承担更大责任、发挥更大作用。

伴随着各自国内及全球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自2006年12月份启动、每半年进行一次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不论在各自对话需求上，还是在谈判的关键内容上，都将随之发生重大转变。

与这次金融海啸相伴随的是，中国业已替换日本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中国外汇储备中有超过8成为各类美国金融产品。华尔街遭遇寒流，中国已然无法独善其身，甚至感同身受，此次危机不仅导致中国部分商业投资受损、国家外汇资产缩水，更引发沿海出口企业的空前困顿即是例证。同时，美国要走出危机和困局，更离不开中国的配合、支持甚至帮助，美国不仅需要中国继续持有甚至增购美国债券，更需要中国经济能继续保持适度的高增长态势，因为中美早已同为全球经济的两大强劲发动机。

因此，经此危机，中美双方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两个大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性，如何从战略高度进一步因应这种依存性，是新一轮对话的核心战略议题，这也是此轮对话以“奠定长久的中美经济伙伴关系的基石”为主题的原因所在。与此相对应，中美两国如何协调行动以管理宏观经济风险，就成为这一轮对话极为紧迫的核心话题之一。

更值得注意的是，经过这次危机挑战，中国在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从出口导向转向依靠国内市场方面，已然无需美国的谈判压力，无疑有着更加紧迫的需要和更为强劲的驱动力；伴随着国际油价急速跌落到每桶50美元以内，以及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对强势美元的一致需要，美方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施压的内外环境和氛围也进一步淡化。倒是中方对于美方强化对华尔街的有效监管，以及促使其提振国内消费信心等要求，必将成为“促进经济平衡增长”这一对话老议题的新内容。

同时，要求中国对包括IMF、世界银行等为代表的世界金融体系、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大责任，也可能是美方在这一轮对话中的新要求。

资料：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中美两国经济领域的最高对话。这一对话机制由美方提出，中方同意，再经双方认真磋商后于2006年9月20日正式启动。

2006年8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应约同布什通电话。布什表示，美方希望两国加强在经济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使两国经贸关系继续保持强劲发展势头。说，随着中美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加强双方在经济领域的对话有利于两国经贸合作和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稳定安全也会产生积极影响。中方愿同美国继续就此保持联系。

为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同年9月19日至22日，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就建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事宜访问中国。吴仪副总理与他举行会谈，并共同宣布建立对话机制。9月20日，中美双方发表《中美关于启动两国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共同声明》。

根据《共同声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将主要讨论两国共同感兴趣和关切的双边和全球战略性经济问题。对话每年进行两次，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2006年12月，中美两国在北京进行了首次战略经济对话。此后，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先后于2007年5月和12月、2008年6月轮流在华盛顿和北京举行。

中美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发展潜力大，互利共赢是中美经贸关系的主流。随着经贸合作的深入，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已成为两国就事关双方全局性、战略性和长期性经济问题进行探讨的重要平台。通过对话，中美双方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签署了多项协议，推动了双方务实合作。中美两国已互为对方第二大贸易伙伴国。2007年，两国双边贸易额达3020.8亿美元。

请各位经济学高手帮忙

什么是美国的次贷危机

次贷危机又称次级房贷危机( ) ，也译为次债危机。它是指一场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风暴。它致使全球主要金融市场隐约出现流动性不足危机。美国“次贷危机”是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2007年8月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

引起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风暴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的利率上升和住房市场持续降温。次级抵押贷款是指一些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

利息上升，导致还款压力增大，很多本来信用不好的用户感觉还款压力大，出现违约的可能，对银行贷款的收回造成影响的危机。

引起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风暴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的利率上升和住房市场持续降温。次级抵押贷款是指一些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通常采用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相结合的还款方式，即 ：购房者在购房后头几年以固定利率偿还贷款，其后以浮动利率偿还贷款。

在2006年之前的5年里，由于美国住房市场持续繁荣，加上前几年美国利率水平较低，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

随着美国住房市场的降温尤其是短期利率的提高，次级抵押贷款的还款利率也大幅上升，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大为加重。同时，住房市场的持续降温也使购房者出售住房或者通过抵押住房再融资变得困难。这种局面直接导致大批次级抵押贷款的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进而引发“次贷危机”。

在美国，贷款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从房子到汽车，从信用卡到电话账单，贷款无处不在。当地人很少全款买房，通常都是长时间贷款。可是我们也知道，在这里失业和再就业是很常见的现象。这些收入并不稳定甚至根本没有收入的人，他们怎么买房呢？因为信用等级达不到标准，他们就被定义为次级信用贷款者，简称次级贷款者。

2007年2月13日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New Century Finance）发出2006年第四季度盈利预警。

汇丰控股为在美次级房贷业务增加18亿美元坏账准备。

面对来自华尔街174亿美元逼债，作为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New Century Financial Corp)在4月2日宣布申请破产保护、裁减54%的员工。

8月2日，德国工业银行宣布盈利预警，后来更估计出现了82亿欧元的亏损，因为旗下的一个规模为127亿欧元为“莱茵兰基金”（Rhineland Funding）以及银行本身少量的参与了美国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业务而遭到巨大损失。德国央行召集全国银行同业商讨拯救德国工业银行的篮子计划。

美国第十大抵押贷款机构——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投资公司8月6日正式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成为继新世纪金融公司之后美国又一家申请破产的大型抵押贷款机构。

8月8日，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宣布旗下两支基金倒闭，原因同样是由于次贷风暴。

8月9日，法国第一大银行巴黎银行宣布冻结旗下三支基金，同样是因为投资了美国次贷债券而蒙受巨大损失。此举导致欧洲股市重挫。

8月13日，日本第二大银行瑞穗银行的母公司瑞穗集团宣布与美国次贷相关损失为6亿日元。日、韩银行已因美国次级房贷风暴产生损失。据瑞银证券日本公司的估计，日本九大银行持有美国次级房贷担保证券已超过一万亿日元。此外，包括Woori在内的五家韩国银行总计投资5.65亿美元的担保债权凭证(CDO)。投资者担心美国次贷问题会对全球金融市场带来强大冲击。不过日本分析师深信日本各银行投资的担保债权凭证绝大多数为最高信用评等，次贷危机影响有限。

其后花旗集团也宣布，7月份有次贷引起的损失达7亿美元，不过对于一个年盈利200亿美元的金融集团，这个也只是小数目。

一句话：住房断供，引起银行倒闭，人民被迫减少消费，导致经济萧条，引起大公司利润减少（甚至亏损），投资者信心降低，撤资，接着萧条。。。。

他对全球范围内有些什么影响

次借贷危机是美国格林斯潘时期后的一个病症。当年美国中央联邦储备降低银行利率，从而是很多子银行大胆向母银行借贷。我举个例子，如果美国联邦储备把储备率定为10%，有100美圆，那么联邦储备就会把90美圆借贷给子银行或者金融机构，那么当子银行拿到90美圆的时候，根据10%的储备率，又可以借贷81美圆给社会，设想一下，100美圆，到最后可以变成多少美圆流入到市场。

这样的结果就是很多银行手头有很多资金，他们需要借贷给社会从而赢利。所以响应的，很多银行降低信用贷款的门槛，使很多原来拿不到贷款的低信用和低收入者也拿到了买房贷款（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事实上美国当年经济的繁荣很大程度是因为这点。当银行大量的资金外流，从而使经济的泡沫越来越多，伴随着这种大量消费，通货膨胀也随之加剧（当然通过膨胀有很多因素引起，在这里我们只假想这个经济体只有单纯的这个事件存在）通货膨胀的影响是不好的，政府当然知道这点，于是经济需要降温，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会压缩消费和投资。在这种紧缩型的经济情况下，很多企业的效益不好，销量下降，这也影响到工人的收入等方面，但是银行当年定下的还款利率是不会变的，所以有很多人，企业开始不能按时按期还款，甚至不还款，这样就造成了金融的崩盘。

次借贷危机由美国发始，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必然会对世界很多国家产生经济方面的影响。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当美国经济出现问题时，首先影响的是中国的出口贸易。当然此次信用危机也使全世界大多数银行开始审视自己的贷款政策。最直接的表现就在于大多数的银行开始提高贷款利率。严格审核贷款企业或者个人的信用记录或者经济情况。对中国而言，也并非不是坏事，因为房价的离奇偏高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贷款利率低，门槛低。而现在很多房产商都崩溃了，房价也有所下降。当然对中小企业，还有正在发展壮大的企业影响是非常大的，他们没有稳定收益预测，也没有雄厚的资产作为抵押，银行几乎不象那类的企业发放贷款，或者是以高利率发放贷款，这使得企业的发展成本增加，效益显然的下降。现在的中国现状是银行基本抱着好企业大企业不放，你要多少贷款我都给，对于那些小企业，冷眼看待

次贷危机对中国影响到底多大

www.cnfol.com 2008年03月27日 17:55 国际金融报

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在2008年以来没有出现任何缓和的迹象。美国部分金融机构经营陷入困境的局面，直接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次贷危机向全球范围内扩散的速度也开始加快。为了缓解市场危机，一些国家央行通过注资、降息等手段向金融系统紧急注入流动性，一场全球范围的救赎行动正在上演。在这一背景下，此次危机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关于“次贷”形成的背景、表现和原因、损失及影响，以及一些国家应对危机的政策干预和效果评价等问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热点话题。

美国次贷危机是指由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借款人违约增加，进而影响与次贷有关的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导致的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和流动性危机。在这一危机中，高度市场化的金融系统相互衔接产生了特殊的风险传导路径，即低利率环境下的快速信贷扩张，加上独特的利率结构设计使得次贷市场在房价下跌和持续加息后出现偿付危机，按揭贷款的证券化和衍生工具的快速发展，加大了与次贷有关的金融资产价格下跌风险的传染性与冲击力，而金融市场国际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深化又加快了金融动荡从一国向另一国传递的速度。在信贷市场发生流动性紧缩的情况下，次贷危机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波。

与传统金融危机不同的是，次贷危机中风险的承担者是全球化的，所造成的损失是不确定的。次贷的证券化分布以及证券化过程中的流动性问题，使得经济金融发展中最担心的不确定性通过次贷危机集中体现出来。也正是由于上述不确定性造成了次贷损失的难以计量和对市场的巨大冲击。既然如此，那么次贷危机会对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有哪些有用的启示呢？

由于我国仍然存在一定的资本管制，次贷危机通过金融渠道对中国经济的稳定与健康的直接影响比较有限，对中国经济的短期直接影响总体上不会太大。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与美国、全球经济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因此，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长期发展中的间接影响不可低估。

(一)直接影响：比较有限

1、国内金融机构损失有限

国内一些金融机构购买了部分涉及次贷的金融产品。由于我国国内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从事境外信用衍生品交易管制仍然比较严格，这些银行的投资规模并不大。虽然还没有明确的亏损数据，但这些银行的管理层普遍表示，由于涉及次贷的资金金额比重较小，带来的损失对公司整体运营而言，影响轻微，少量的损失也在银行可承受的范围内。

2、国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

随着国内外金融市场联动性的不断增强，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持续动荡，必将对我国国内金融市场产生消极的传导作用。一方面，会直接加剧国内金融市场的动荡；另一方面，外部市场的持续动荡会从心理层面影响经济主体对中国市场的长期预期。以2008年年初为例，部分国际知名大型金融机构不断暴露的次贷巨亏引发了一轮全球性的股灾。1月份，全球股市有5.2万亿美元市值被蒸发，其中，发达国家市场跌幅为7.83%，新兴市场平均跌幅为12.44%，中国A股以21.4%的跌幅位居全球跌幅的前列。持续动荡所导致的不确定性会影响到市场的资金流向，加之香港市场与内地市场的互动关系日益密切，香港市场的持续动荡很可能对内地市场形成实质性的压力。在直接融资比例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国内金融市场的动荡很可能会引起国内资产价格的调整，从而进一步影响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

(二)间接影响：不可低估

1、出口增长可能放缓

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从经济总量上看，出口在GDP中的比重不断升高，2006年超过1/3，2007年虽然增速有所回落，仍增长了25.7%。从就业上看，外贸领域企业的就业人数超过8000万人，其中，加工贸易领域就业近4000万人。2001年以来，在所有的对外出口中，中国对美国出口比重一直保持在21%以上，出口增长速度也很快。

由于外贸对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美国又是中国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之一，因而美国经济放缓和全球信贷紧缩，将使我国整体外部环境趋紧。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存在较大的下行风险，消费者信心快速下滑。尽管中国出口结构的升级和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美国需求变化对出口的影响，但事实上，中国出口增速从未与美国经济增长脱节。只要美国经济出现衰退，中国出口就有可能明显放缓。2007年第四季度的数据也显示，中国的出口增速较前三个季度下降了6个百分点，低于全年的平均水平。因此，次贷危机可能会对我国未来的出口产生不利的影响，而对出口的影响一方面会直接作用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会通过减少出口导向型企业的投资需求而最终作用于整个宏观经济。

2、货币政策面临两难抉择

全球经济的复杂多变，严峻挑战着我国的货币政策。一方面，美欧等主要经济体开始出现信贷萎缩、企业获利下降等现象，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出现衰退的可能性加大。另一方面，全球的房地产、股票等价格震荡加剧，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市场粮食、黄金、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全球通货膨胀压力加大。所以，我国不但要面对美国降息的压力，而且要应对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这些都使货币政策面临两难的抉择。

3、国际收支不平衡可能加剧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和不确定性上升。一方面，在发达国家经济放缓、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美元持续贬值和人民币升值预期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净流入规模加大。随着次贷危机的不断恶化，美国可能采取放松银根、财政补贴等多种方式来防止经济衰退，而这些政策可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加剧全球的流动性问题，国际资本可能加速流向我国寻找避风港。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市场的持续动荡、保守势力的抬头、我国企业自身竞争力不足等因素可能会对我国的资本流出产生影响，导致资本净流入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加剧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局面。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的金融优势，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可能向发展中国家转嫁。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程度越来越高，境外市场的动荡可能会影响到跨境资金流动的规模和速度，加大资金调节的难度，而且一旦出现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可能会加大我国国际收支波动的风险。

4、人民币升值预期可能加大

在美国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可能会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弱势美元的汇率政策，来应对次贷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这些都可能加剧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一方面，在美国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同时，中国趋紧的货币政策会加大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近几年，在国际收支不平衡和流动性偏多的情况下，为了缓解国际游资投机人民币的压力，我国央行倾向于把人民币存款利率与美元存款利率保持一定的距离。自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为应对次贷危机的负面影响，采取了减息等货币政策措施。1月22日、1月30日和3月18日，美联储分别宣布，降低联邦基金利率75个、50个和75个基点，减息幅度非常大。目前，中美利差已经形成了倒挂。如果中美货币政策继续反向而行，扩大的利差将增大热钱流入的动力，人民币将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央行的对冲也将变得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弱势美元政策在不断向全球输出流动性的同时，会直接影响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的贬值。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至2007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13.31%，对欧元汇率累计贬值6.12%，对日元汇率累计升值14.04%。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对大部分非美元货币贬值的结构性差异一直伴随着汇改，并在最近几个月的国际金融震荡中更趋明显。在这种情况下，非美元货币地区对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要求可能会加大，不对称的汇率结构体系给人民币升值带来新的压力。

5、境外投资风险加大

从企业“走出去”的角度看，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可以分为有利和不利两个方面。有利的是，次贷危机有助于我国金融机构绕过市场准入门槛和并购壁垒，以相对合理的成本扩大在美国的金融投资，通过收购、参股和注资等手段加快实现国际化布局，在努力提升自身发展水平的同时为“走出去”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金融支持。不利的是，目前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和货币紧缩，无疑加大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融资风险和投资经营风险。而且，随着次贷危机的不断深入，投资者的风险厌恶和离场情绪会引起更高等级的抵押支持证券的定价重估，从而危及境内金融机构海外投资的安全性和收益性。

目前，次贷危机还没有结束，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有待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观察。然而，可以明确的是，在现阶段必须高度重视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影响，防止外部环境恶化作用于国内整体经济运行。尤其是要重视观察前期宏观调控政策的累积效应，结合外围和内部情况的变化适时作出灵活反应，熨平经济波动，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三)几点启示：

他山之石可攻玉

1、金融机构永远要将风险控制放在第一位

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流动性较为宽裕的背景下，投资者对经济发展的前景较为乐观，往往会低估风险。但是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处在经济周期上升阶段的经济主体基于盲目乐观情绪购买的资产不一定就是优质资产。美国次贷危机就是一个最新的例子。低利率和房价上涨使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气氛迅速激发，然而在利率提高和房价持续走低后，次贷危机迅速暴露。因此，作为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永远要将风险控制放在第一位。以商业银行为例，近年来，我国的商业银行纷纷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各家银行十分重视利润的增长，纷纷加大了信贷投入。与此同时，在我国市场上也存在着低利率和局部地区房价上涨过快的问题，因而住房抵押信贷一直被认为是优质资产。虽然可以肯定，我国的情况与美国有所不同，但是我国的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有必要吸取美国、欧洲等国有商业银行在此次危机中遭受损失的教训，保持清醒的头脑，从预防经济周期波动和外部冲击的角度出发充分估计风险，实现自身的稳健经营和持续发展。

2、既要加强创新又要完善监管

在美国的次贷危机中，金融创新一方面通过广泛的证券化分散了美国房地产融资市场上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加剧了金融风险的传染性和冲击力，造成了难以计量的损失。因此，我国要在不断加强金融创新的同时，完善对相关产品的监管。首先，要加强金融创新。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市场工具的创新正在不断加快，如果不能跟上这一发展趋势，就会在将来的全球化金融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利的位置。就目前而言，对金融衍生产品以及一些复杂金融产品的定价能力是我国金融机构的薄弱环节，因此，要努力提高定价能力，确保对风险—收益进行较为准确的评估。其次，要正确认识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其产品虽然可以对冲和分散风险，但不会消灭风险。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产品拉长了资金的链条，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通过MBS、ABS、CDO等典型的金融衍生工具，使得高风险的房地产资产以证券化方式进入投资市场。目前，我国正处于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初期阶段，虽然规模较小，但是要从起步阶段就注意有效控制和化解市场风险，提高银行业的信用风险管理水平，审慎稳步地开展资产证券化。第三，要尽快完善金融监管。在金融创新过程中要搞好相关政策法规的配套，加强对金融创新产品尤其是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通过尽快完善相关的监管框架，明确风险资本管理政策，加强并完善对场外交易的监控，强化对金融机构的风险提示等措施，不断提升监管水平。

3、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

客观地说，在次贷危机中，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既定政策，对隔离境外金融风险作出了较大贡献。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体，在自身经济和金融结构存在诸多缺陷的情况下，适度的外汇管理是抵御国际游资冲击的一道重要“防火墙”。尤其是随着我国金融开放不断深入，积极稳妥地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可以有效地防止相对脆弱的金融体系完全暴露在国际经济环境中，降低各种外部不确定性。因此，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一个相对长期的、渐进的、水到渠成的过程，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的能力相适应，与对外开放的要求相适应。目前，我们要审慎放开资本账户，切实加强外汇监管，密切关注次贷危机的后续影响。当然，在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下，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有条件、分步骤、分阶段地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也是必然的，而且巨大的外汇储备和快速发展的宏观经济已经为相关的改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任何一国的经济发展都无法摆脱其他国家的影响。在世界日益感受到中国影响的同时，“全球因素”也应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政策中的重要变量。有鉴于此，我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充分考虑全球经济变动的影响，在着手防范以化解金融外汇市场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完善汇率机制改革的同时，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对话和协调，共同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针对次贷（金融）危机，中美两国各出台什么政策？

全球经济似乎从未像现在这样混乱！自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从美国、欧盟和日本这些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到越南、印度这样的新兴经济体，都在为拯救经济而同时忙乱。引人注目的是，多个国家都纷纷紧急推出挽救经济的措施，以财税政策、货币政策和金融“输血”手段来拯救市场，避免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动荡与经济衰退同时发生，把各国经济拖入衰退的泥潭。

这场全球经济风暴离中国远吗？中国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速仍然高达10.4%，似乎与上述问题国家相去甚远，但经济全球化使得中国与外部环境难脱干系——外需变化、热钱流入、通货膨胀、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中国经济同样要随着这些变化而起舞。在各国推出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中国市场上关于推出经济刺激计划的呼声也日益增高，各种传闻也在满天飞，这对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无疑是个考验。在我们看来，梳理各国政府有代表性的救市措施，观察其政策效果，对中国的决策层将会有所裨益，也对关注政策走向的企业会有所帮助。

一、各国政府和央行在次贷危机后的各种救市措施

据不完全统计，从去年次贷危机爆发至今年9月初，各国推出的拯救经济方案的总规模已超过5200亿美元。在各种救市方案中，既有针对金融机构的，也有针对普通百姓的；在手段选择上，既有财税政策，也有货币政策，还有“输血式”的金融手段。

我们按照不同措施的特点，大致将拯救经济的方案分为三类：紧急救市措施、各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各国财政刺激政策。此外，我们提供了一个新兴经济体——越南的国别案例。（略）

二、对各国“救市”计划的评价

为方便起见，我们把各国拯救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以财税政策拯救经济的措施，简称为“救市”计划。从各国的救市措施来看，一类措施是为了拯救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主要是采取国有化措施，以及用各种政策工具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以避免金融机构的倒闭。另一类措施是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实体经济，刺激消费，避免经济持续放缓，恶化至衰退。

各国纷纷推出“救市”计划，引发了各界关于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之争。有观点认为，这些坚持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以政府和财政力量来救市，是为了避免眼前的金融市场危机和经济低迷，为了短期目标而放弃自由市场的原则。然而，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在我们看来，自由市场原则并不绝对地排斥政府干涉，如果干涉的原则是为了维护自由市场原则，而不是代替它，那么这种干预就是可接受的。因此，表面看似一样的干涉，其内涵和目的是不同的。

不过，各国政府大力救市的做法仍然遭到了绝大多数市场和研究人士的非议。在他们看来，“救市”计划将会产生如下一些负面后果：

首先，救市措施延缓了本应该有的市场“结清”，延长了那些不盈利、不健康的公司的寿命，同时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此次蔓延西方市场的信用危机和经济放缓，显示西方经济出了错误，它们最大的问题是消费太多，储蓄太少，错误地配置了资源。尤其是美国经济，长期靠挥霍信用来借贷消费。很多出现问题的金融机构，都是这一信用链条断裂的牺牲品。危机的出现实际上要求做出调整，将问题机构清除出市场。要指出的是，各国“救市”的目的是拯救市场，而不是某个具体的公司，比如美国政府出手接管“两房”，其主要目的是挽救美国的住房按揭市场和金融市场，而不是单为了“两房”这两家公司。不过，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些“救市”措施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促进作用，而是帮助了本来可能在价格上涨和商业环境恶化的情况下倒闭的企业。

其次，政府过度干预会扭曲市场。美国智囊机构卡托研究院（Cato Institute）的中国问题专家詹姆斯·多恩（James Dorn）认为，美国国会创办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家巨型抵押融资公司，并给与其“政府资助企业”地位之日，也就是一个巨大的道德风险问题舞台搭成之时。美国政府拯救“两房”，实际上是告诉市场，“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并非创造财富的魔杖。政府通过暗示性地担保债务，污染了资本市场，给市场参与者留下的印象：即使“政府资助企业”陷入金融困境，他们也会受到保护。在我们看来，这种客观存在争议，其最主要的关注点集中在资金运用的合理性方面，即是否应该用纳税人的钱来救市，是否存在道德风险。

第三，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的有效性值得怀疑。以日本为例，过去16年日本政府推出了16项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可以说最擅长采取紧急措施刺激低迷经济。但各界对日本政府近期宣布的一揽子刺激计划提出批评，认为无法帮助经济摆脱当前的困境。如11.5万亿日元的预算金额看起来很大，但实际追加的开支只有1.8万亿日元（约167亿美元）。相比资产泡沫破裂后所谓“失去的十年”期间平均每年3万亿－4万亿日元的追加预算开支。再比如，英国政府提出用10亿英镑来协助第一次购房者及挽救负资产人士，这一政策也受到质疑。反对者认为，英国政府是在向市民行贿，鼓励他们在跌市中置业，结果不仅没有帮他们，反而可能害死这些置业者。

综观这些刺激经济计划，似乎成为西方政府共同看好的“万金油”。然而，在西方国家失衡的经济结构下，如果政府继续以政策来强行刺激消费，挽救市场，恐怕只能在短期内推动GDP的增长率，但时间一长，政府赤字会进一步上升，对长期经济的负面影响很大。

各国冒着理论风险和现实风险，纷纷推出经济刺激计划，难道西方各国的决策层就没有看到其中的风险吗？安邦集团策略分析师陈功认为，并非如此。西方各国冒险救市的最重要的深层原因，在于避免资产价格的全面崩盘——这将导致西方社会一切的一切全面崩溃，社会陷入严重的失序。从日本到美国，从英国到欧盟，大家担心的问题、关心的重点都是一致的，大家使用不同的语言，表达的是一个共同的国际目标，就是要维持资产价格的稳定。陈功认为，这种深层原因是值得中国决策层关注的，中国的金融调控目标也应明确地加以澄清，明确地提出，金融调控就是围绕资产价格进行的。过去那些金融调控“不着调”的现象，应该到此为止。

三、关于中国推出刺激经济计划的争议

在各国推出刺激经济计划的同时，中国的经济前景似乎也充满迷雾——中国股市在持续下跌、经济增速在放缓、中国沿海地区有数万家中小企业倒闭、企业资金链持续紧张……这些市场信号为要求中国政府出台刺激经济计划的呼声，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从近期市场上多个版本的传闻中，我们不难看出市场眼中的“中国版”救市计划的重点。

近期国内市场传闻的经济刺激方案的内容要点

政策领域

政策内容

一篮子经济刺激方案

（摩根大通版）

中国政府正在考虑一项总金额至少2000亿－4000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方案，该方案将不含重建四川地震灾区的5000亿－6000亿元计划支出。

该方案包括减税、稳定国内资本市场和支持国内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等多项措施。

将资金用于国内，投资于基建工程及社会事业以刺激消费。

动用部分资金设立一支基金（平准基金），以稳定自去年10月从高点下跌62%的股市。

将外币储备多样化，买入港元、加元、澳元及新西兰元等以美元为单位的主要货币，并在亚洲市场投资。不太可能大规模购买欧元、日元或是商品货币资产。

中国人民银行可能调低目前达17.5%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在今年稍晚放松货币政策。

增值税改革方案

（媒体报道）

财政部拟定了事关1500亿减税规模的新增值税方案，并且已经上报，该方案最大亮点是全额抵扣、全行业转型。如无意外，新方案将按计划于2009年1月1日实施。

减税及财政增支方案

（媒体报道）

某著名经济顾问机构一份权威报告透露，中国政府或将批准一项包含1500亿元减税额和2200亿元财政支出在内的财政政策，总额约占GDP的1.4%。财政政策的目的在于抵御今年下半年经济面临的放缓风险，并使得中国经济保持在10%左右的增长。

2200亿中相当大比例的资金将分配到社会服务和科学、教育、农业领域，这个数额可能占到60%左右的比例；而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的支出估计仅在350亿元左右，目的是刺激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

从各种版本的救市传闻不难看出，其中的内容多是市场关注的热点问题，如救股市、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减税、加大财政支出等，这反映了当前股市低迷、经济放缓背景下的国内市场心态，也显示了市场、利益集团如果与政府进行博弈时，他们的博弈点在哪里。

在传闻所涉及的内容中，有一部分是有可能出台的政策，比如加大对民生问题和农业的投资，但有相当一部分政策内容的可能性不大。比如，现在很多人寄希望于中国也采取类似美国的直接减税方案来刺激中国经济增长，这种方案实现的可能性不大。安邦集团策略分析师陈功认为，减税刺激方案的出台与国情有关，提出以直接减税刺激经济建议的人，恐怕不大了解中国国情。近年来，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迅速，一路从2000年的1.3万亿元发展到2007年的5.1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大约2.8万亿，这相当于四川省当年财政收入（1300亿）的20多倍。但中央财政却仍在表示“钱不够花”，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大可能提出类似美国的直接减税刺激方案的。但如果在其他财税政策改革中（如两税合并、增值税改革、出口退税政策等）形成的减税效应，则又另当别论。

其实，在中国要保经济增长，不一定完全指望中央政府出台刺激经济方案。由于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一样，也掌握着大量的政策资源、财政资源、土地资源及其他的资源，如果适当调动起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刺激起经济增长应该不难。

我们注意到，在中国的经济大省广东省，2008年上半年对外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双双回落，上半年本地经济增长10.7%，增幅同比回落3.6个百分点，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3个百分点，总体增速为近6年来最低。在这种压力下，广东省政府再次提出“以大投入带动大发展”、“以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启动了被称为“新十项工程”的庞大政府投资计划，在222个项目上的计划投资总额达22770亿元，其中投入最大的是交通运输体系工程共71项，计划总投资6472亿元。此外，广州市单是2010年亚运会的投资额就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北京奥运会总投资金额（3000亿元）的2/3。

在目前形势下，从中央到地方都已把投资作为确保明年经济增长的“法宝”，中央和国有企业的一些大投资项目，如京沪高铁、煤电油运投资、电信投资等，在今明两年都将会落实，对明年的投资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

在中国，推动经济增长的另一种措施是放松政策管制。我们虽然不赞成学西方国家通过“给钱”的方式来刺激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不应该推出刺激经济的方案。在我们看来，中国政府应该推出的最好、最佳的刺激方案，就是放松政策管制。中国目前在投资领域上并不是完全放开，不少领域对非国有资本还是采取限制措施。如果能够放开一部分市场准入，就能释放出相当的投资需求——这是管制政策所压抑的一部分投资需求，它并不用政府以财政投入或税收减免来刺激，只要政策放开就能激发出投资需求。如果说西方国家刺激经济的最佳方式是“踩油门”，那么中国刺激经济的最佳方式则是“松刹车”。如果我们同意，中国的和谐社会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才能建成，那么这就意味着“松刹车”的地方还有很多，而且过去中国这辆车，一直是带着刹车在跑，这也是我们时常发现经济会出问题、经济理论总是见不到实效的重要原因。

总体而言，如何在低迷的国际经济环境之下“保”中国的经济增长？这需要结合外部经济环境和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考虑，不能盲目照搬国外的政策。在中国高达10%的经济增速之下，对于任何刺激经济政策，都需要谨慎地、系统地来做好平衡，避免在刺激起经济增速之后，结果发现中国的通胀水平不可收拾。

世界经济是怎么运转的？

世界经济的运转

中美双引擎驱动世界经济

当前，全球经济被分成三大阵营：即以英美、欧洲和日本为代表的富裕消费阵营，以中国、印度和东南亚为代表的廉价劳动力阵营，以及澳洲、非洲、俄罗斯和拉丁美洲代表的原材料阵营。（谢国忠，2005）而三大阵营主要依靠美国和中国这两大引擎带动。美国人和中国人都非常乐观。不论你给两者之中任何一方多少资金，它都会把它花掉。美国人倾向于消费——婴儿潮期间出生的美国人令人难以理解地热衷消费。中国倾向于投资——中国人一直比较贫穷，需要积累财富。美国凭借金融霸权地位，在国际金融领域创造了对美元资产的大量需求，美国吸引国际资本购买其国债，而外国投资者也不用担心美国的偿付能力。中国的银行系统则将出口行业的收入快速转化为投资，创造了进口设备和原材料的动力。为保持社会稳定，中国需要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岗位，国有银行体系是中国政府部门将出口收入转移到投资领域以尽可能多地创造就业机会的工具。

在以美国为核心的欧美消费阵营中，美国强劲的消费能力使全球经济不至于滑入通货紧缩，庞大的进口市场创造了更多需求，巨大的贸易赤字也不断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流动资金。中国国有银行体系则能够把出口收入和“热钱”迅速变成固定资产投资，急剧上升的固定资产投资导致设备和原材料进口的增加，前者对德日这样的老牌工业化国家有利，后者提高了对原材料的需求量和价格。这样，当美联储制造流动资金以刺激美国消费时，中国就通过进口来促进设备制造商（美国、日本和德国）和原材料出口商（澳大利亚、巴西和南非）的经济增长，发挥的是乘数效应。在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中美两国珠联璧合。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中国引擎的马力在不断加大。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全球经济最大的变化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这个决策使得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进入了全球贸易体系。中国凭借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优势，逐渐形成了一个亚洲产业链。即日本人负责设计，中国台湾人和韩国人负责投资制造和营销，大陆人负责生产，这就是所谓“微笑曲线”，中国处在微笑曲线的低端——赚得最少，但是，中国大陆直接面对美国和西方列强的市场，它所遭受的指责、攻击和报复又是最多的。而获得大利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全都躲在后面。不管怎么说，中国经济已经获得了它应得的地位，中国是亚洲经济发展中能量巨大的引擎，它正在和整个亚洲经济一同成长。伴随着经济的成长，中国的内需也急剧膨胀，进口需求不断增加。80年代末，亚洲向美国出口及亚洲内部贸易分别占亚洲各国外贸总额的25%。但如今，亚洲内部贸易已占亚洲外贸总额的40%，对美出口则滑落到20%左右。在加工制造业中，亚洲国家对中国多有抱怨，觉得中国主导了劳动型密集工业的生产、加工和运输过程。但是，在原材料、能源和食品农业贸易中，中国所需要的正是亚洲一些国家所盛产的。比如，印度尼西亚的橡胶、石油、木材产业主就非常高兴看到中国的大量进口。中国从亚洲国家的进口让双边贸易额日益提高，中国购买了亚洲地区出口产品的15%左右。另外，中国已逐渐从双边贸易中的贡献者变成汲取者，吸收了亚洲各国的资源，使大部分的亚洲国家在贸易和经济上越发依赖中国。

美国经济继续增长的动力首先来自于政府的减税措施。布什总统第二任期经济政策的核心仍是减税。减税增加消费者收入，可刺激消费开支增长。此外，布什还签署了新的公司减税法案，计划在今后10年内为美国公司和农场等减税1360亿美元，众多企业可从中受益。 其次，低利率将继续对经济增长发挥刺激作用。虽然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即商业银行间的隔夜拆借利率已上调到了3.25％，市场估计，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的“中性”水平为5％至6％，目前的利率水平对个人消费（特别是住房消费）和企业投资的增长仍有相当大的刺激作用。

美国贸易赤字上涨的原因部分归咎于石油价格的上涨。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油价上涨产生的重负都直接或间接由美国承担。高油价为石油输出国带来了每年约3000亿美元的收入，大大刺激了消费，海湾地区铺张浪费的房地产项目就是例子。此外，美国保持的宽松货币政策必然导致金融资产的重新估价，如房地产、债券、股票价格的增值，由此带动了消费，引起贸易赤字，也刺激了“热钱”的增长。投机商手中“热钱”通过对冲基金、国际金融机构的授权交易人、以及那些寻找收益的私有银行，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冲击。美联储给全球经济注入了过量的货币。从2004年6月以来，美联储都是在按照“渐进主义”节奏加息，美联储惟恐加息太快而吓坏了投机者，造成全球经济萧条。美联储多次暗示会“缓慢而有节奏”地加息是鼓励投机商全面撤出。

格老的泡沫游戏和中国的诸多题材奏效

如果说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有什么魔法的话，那就是他玩弄资产泡沫的本领特别特别的大。在过去接近19年的中央银行职业生涯中，格林斯潘的泡沫游戏屡次奏效。资本自由流动给像格林斯潘这样熟练的中央银行家预留了巨大的灵活运作的空间。谢国忠先生指出：当技术泡沫开始破灭时，金融市场的确曾预期会出现更糟糕的情形。从传统的观点来看，技术泡沫是1920年代以来全球最大的经济泡沫，这样大的泡沫理应引发一次大的经济衰退。令人惊奇的是，美国和全球经济都没有陷入一系列的大衰退。2001年，美国经济增长了0.75%，消费增长了2.5%。在之前的两次经济衰退中，1991年美国个人消费降低到只增长0.17%，1980年美国个人消费负增长0.28%。但技术泡沫之后，至全球经济出现2003年和2004年的高点之前，全球经济的增长几乎没有停止过。2004年是全球经济近二十年增长最快的年份。这要归功于格林斯潘——美联储快速而大幅地降低利率。在纳斯达克投机热情没有崩溃之前，美联储就将投机热情引导进入了房地产行业。房地产价格上涨提升的美国家庭财富，远远超过纳斯达克市场崩溃所带来的损失。因此，美国家庭财富并没有感受到股市下跌所带来的痛苦，同时，由于美联储调低利率，美国人可以借贷更多的资金来支持消费，这当然也是格老玩转泡沫的又一个重要证据。自2000年美国经济系统性过热以来，美联储制造了大量的过剩资金流。美国人借贷消费，中国人借贷投资。美国的消费者与中国的投资者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美联储不断添加燃料——美元——作为全球经济的流动资金。这一增长模式下的外溢效应主要通过中国来实现。当美国人通过借贷来消费时，这些钱通过中国蓬勃的出口流到了中国，这些资金进入中国的银行体系，然后自动流入中国的国有企业或房地产开发商手中。中国投资的强劲增长创造了对原材料和设备的大量需求。这些资金又流向日本和沙特这样的国家。而日本和沙特本国内没有有效的投资渠道，它们又将资金投向美国，购买美国国债。如果美国的贸易赤字减少，中国的投资增长率也将下降。

至于中国，中国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工业配套水平以及低廉的劳动力，持续吸引了大量外资流入，加速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这种趋势没有因为一些短期性因素而发生转变。中国还推出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外资积极参与国有企业的重组改制，让外资以资本或技术参股甚至控股的形式实质性地参与国有企业的改造。中国加入WTO已逾四年，银行、保险以及零售业等领域的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为跨国并购提供开放而有序的环境。从2005年起，中国进入一个关税和市场准入门槛大幅降低的后过渡期，中国将在商业、运输、金融、旅游等9个部门和90多个分部门逐步实现承诺市场开放。2005年整体关税将进一步降低到10.1%；工业品平均关税将下降至9.3%；汽车关税进一步降低，并取消汽车进口配额；将对信息技术产品实行零关税，并取消所有信息技术产品配额；中国将允许外资在国内及国际基础电信服务业务设立合资企业，外资股比可达到25%。此外，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之中，外资一直密切关注着这一重大举措。

双引擎也面临各自的内在矛盾

经济失衡问题是目前困扰全球各国经济首脑们的一个大问题。美国堆积了巨额的财政赤字，贸易赤字也在逐年增加。而东亚国家却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债权。这二者并存，如同一座活火山，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届时，整个国际金融体系都将遭到冲击。GDP的快速增长却与金融状况恶化几乎是同步的。尽管美元疲弱，美国的贸易赤字仍增长了13.5%，占其GDP的比重也达到创纪录的5.2%。2001-2004年，中国固定投资翻了一番，埋下了产能过剩的种子，中国银行系统似乎总是免不了坏账的侵袭。

中美双引擎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机制是：美国国债的信用度（因为财富储藏的最终工具是美国国债）和中国银行系统承担风险的意愿。这一增长模式的副产品是：美国的贸易赤字和中国银行系统的坏账。只要全球投资者不担心美国的偿付能力，同时中国民众相信中国银行系统的偿付能力没有问题，当前的经济游戏就可以继续维持下去。但是，也要意识到这一增长模式存在两个主要限制条件：第一，可获得的自然资源。当自然资源出现短缺时，流动资金就将进入这一部门，导致自然资源价格上涨，同时导致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第二，全球对美元资产的需求上限。当美国的贸易赤字吓到投资者，必然导致美国资本成本的提高——长期利率上升，最终将会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美联储是全球经济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其它央行只能通过增加和减少自身的外汇储备来影响其国内市场上的流动资金数量。美联储则拥有无限制发行钞票的特权，它在提供大量流动资金的同时，也为全球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埋下了定时炸弹。然而，格林斯潘先生已经习惯于延长泡沫的存续期并借此为美国经济谋取额外的好处。美联储政策过度刺激了资产市场——先后表现为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财富效应，财富效应刺激了美国的需求，结果美国出现巨额贸易赤字；中国则出现投资泡沫，后者还导致自然资源通货膨胀。

美国的经济繁荣是建立在“借来的资金和借来的时间”基础上的。所以，美国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如中国、东南亚、日本和欧洲各国的中央银行是否愿意继续通过购买美国资产(如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等)的方式借钱给美国人花。由于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特殊和重要地位，美国的长期“双高”赤字并未给经济带来太大的麻烦，而且其大规模的进口对世界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也正因为如此，美国与其他国家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很难长期维持下去。如果长期累积起来的风险在商品、市场和资金的某一条链条的断裂上释放出来，其影响也将是巨大的。如果美国不进行重大政策调整，美国的财政状况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改善。美国财政状况不断恶化必将会危害到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美国人给世人的印象是多吃多占，那是因为它凭借美元霸权地位实现的。但美国的贸易赤字也绝对不可能持续。对美国而言，它是世界上最灵活、调整最快的经济实体，其市场充满活力。对那些新加入世界经济的国家而言，能与美国做贸易非常重要。相比之下，欧洲和日本的经济灵活性比美国差得多，这就使美国承担了创造市场需求的任务。但是，表面上相安无事助长了美国的放纵，现在，美国的贸易赤字目前已达到每年6000亿美元，这个数字足以让美国的经济学家以及决策者感到害怕。

在当前的全球经济中，通货膨胀不再是主要问题，因为经合组织各经济体的需求会自动引发新兴经济体的供给。然而，这种做法很容易制造出资产泡沫，因为资产泡沫暂时消化了通货膨胀——多余的流动资金将在资产市场上找到了出路。比如，自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一直泡在过多的流动资金之中——如今全球经济就悬浮在流动资金的泡沫之上。2000年技术泡沫破灭后美联储为避免经济衰退而降低利率，是导致流动资金泛滥的主因。

当前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中国的投资狂潮绝对不可能持久。中国已经被发达国家盯上了，中国被指责搞倾销的案例越来越多，四面受敌，加之人民币面临着主要国家政府施压以及国际游资预期升值的双重压力。相应的外汇占款过大严重束缚货币政策手脚，长期通货膨胀预期开始抬头。中国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大幅增加，进口呈现较快增长态势，国际市场产品价格保持高位对国内物价的影响将会增强。原材料价格上升将会增加生产企业成本，压缩利润空间，产生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同时也不利于中国出口竞争力的提高。中国的固定投资有可能超过今年GDP 的一半，而用以维持投资繁荣的利润，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价格飙升的房地产业。按照投机商们的猜测，当目前所有在建的房地产项目竣工时，按照中国各大城市时下的房价计算，房地产业的销售额将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但是，现在售出的数量庞大的房子，实际上是透支了未来房地产业的市场需求。（谢国忠，2005）中国城市的居民们被最近几年不断上涨的房价吓坏了，很多人决定提前预算，提前买房，再过几年，人们对于房子的需求量将大幅缩水。

吵吵囔囔的国际社会

当国内问题无法解决时，指责别的国家有问题，而且强迫别的国家采取措施，企图借此掩盖本国经济金融问题，这是一些国家的常用的手法，美国在这方面尤其擅长，过去三年来，一些美国官员一直没有停止指责中国的固定汇率机制，认为中国的固定汇率机制当今世界经济的罪魁祸首。他们认为，要使美国经常帐户赤字在两年内减半，即从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降至3%，亚洲货币的贸易加权平均汇率需升值18%，人民币将首当其冲。要消除全球失衡，亚洲货币需有更大幅度的升值(35%)，包括英镑和欧元在内的非亚洲主要货币也需升值10%至20%。

很多美国官员认为，中国大幅升值人民币就可以完成美国要通过经济衰退才能实现的调整。这个想法太天真了。如果中国升值人民币的幅度够大，将对美国经济造成大的冲击，将导致热钱离开中国，中国经济将硬着陆，这将给美国经济造成更大的压力。如果中国小幅升值人民币，则将不解决任何问题，还可能导致更多的投机资本流向中国。

在过去几年里，美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极度宽松，这在加剧问题恶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很可能远远大于人民币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低利率导致房价的上涨愈来愈带有投机色彩，这同时也造成个人储蓄水平低下和经常帐户赤字扩大。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美联储应促进劳动力市场更大的弹性，而不是着眼于宏观刺激更多的就业机会。在当今全球经济中，试图利用货币政策来实现完全就业，无异于自取灭亡。谢国忠先生认为，美国需要发生一次经济衰退，衰退是涤荡经济繁荣期所产生的泡沫的一个必需阶段。

废除美元霸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办法是什么？十个人可能会给出十个答案。在美元霸权庇护之下所实现的“多吃多占”——由此创造出需求并带动世界经济增长——最终会遇到一个问题，美元崩溃。美元崩溃意味着美元霸权的终结，也意味着由美国创造的需求大幅度下降。这也许是终结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最好的办法。欧元曾经被市场人士看成是挑战美元霸权的货币，这没有什么错。但是，由于欧元所涉及的市场需求有限，以及欧元区政治经济外交关系复杂，欧元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美元的霸主地位。笔者认为，人民币到了出场的时候，只有人民币与欧元的联合，才能将美元霸权地位挑落马下。让它与欧元、人民币平起平坐，三种主要货币共同充当国际货币。

问题在于，由于利益关系，也由于方便和习惯，美国不会自动退出美圆霸权的舞台，中国也极不愿意在它的金融体制健全之前把人民币匆忙推向国际金融大舞台。因此，双方继续把各自现有的优势发挥到极致，于是，世界经济失衡现象愈来愈严重。

中美贸易差额的研究和分析

中美贸易不平衡产生的原因和对策

实现中美双边贸易相对平衡的基本条件是促进货物、服务和投资的自由贸易。没有双边的自由贸易，就不可能实现双边贸易持续的相对平衡

文/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陈东琪

全球化条件下，世界贸易不平衡成为一种常态，各国能够做的只能是控制不平衡程度，实现相对平衡。目前中美贸易不平衡程度较高，基本特征是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服务和资本投资贸易逆差。在全球产业链和分工体系的快速变革中，虽然过时的国际货物贸易统计体系放大了中美货物贸易的不平衡程度，但仍然存在较严重的不平衡。实现中美双边贸易相对平衡的基本条件是促进货物、服务和投资的自由贸易。没有双边的自由贸易，就不可能实现双边贸易持续的相对平衡。

一、从全球化看中美贸易发展的现状

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从来就不是绝对平衡的，即使经济全球化对各国贸易流量分布有某种均衡效应，也不可能形成各国同时满意的绝对平衡格局，国际贸易不平衡是一种常态。从1985年到2005年，世界主要国家货物进出口贸易增长5.8倍，各年逆差呈现逐渐增加趋势，总额从756.5亿美元增加到3600亿美元。这说明，全球化并没有停止国际贸易的不平衡趋势。

全球化既使货物贸易流量快速增长，也使服务和资本投资贸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势头。随着全球需求结构变化，在产业发展中，依赖土地、地矿和能源资源的农业和工业所占比重逐渐下降，依赖知识、技能和其他劳动服务的比重逐渐提高。随着全球产业链和产业分工的重新调整，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资本流动由单向(发达国家的过剩资本流入到发展中国家)向双向(资本既从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又从发展中国家流入发达国家)变化。在这种形势下，衡量各国之间的贸易是否平衡不能沿袭传统的贸易思维，不能只看货物贸易流量的变化，还要看服务和资本贸易流量的变化。

中国“入世”以来，中美之间的总体贸易格局一直表现为“交互逆差”或“交互顺差”。就是说，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既不是单纯的顺差，也不是单纯的逆差，而是既有顺差又有逆差。在货物贸易方面，中国是顺差，美国是逆差;在服务和资本投资贸易方面，美国是顺差，中国是逆差。

去年，美国对华的货物贸易逆差按美方口径为2325亿美元。在这个数字中，实际上有大约60%是由美国公司或其他第三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加工出口的产品,这是在中国的美国资本获取利润的载体。如果将这部分剔除掉，那么美国对华货物贸易的实际逆差就只有1000多亿美元。如果将服务和资本投资贸易考虑进来,近几年美国对华的“总体贸易逆差”实际上明显低于美国媒体宣传的数字。

随着“入世”过渡期结束，今年以来中国不仅扩大了工农业等实体性产业的市场开放，外商在这些领域的股权投资门槛大幅度降低，而且也加快了金融、保险、科技信息、公用事业(3757.711,-136.89,-3.51%)和其他服务领域的市场开放，比如允许外商以QFII方式进入资本市场，增加包括吸收人民币存款在内的银行业务，允许外商投资交通设施和公用事业等等。预计今年美国对华的服务和资本投资贸易的顺差将会显著增加，从而美国对华的“总体贸易逆差”也会明显减少。

二、中国贸易快速增长:谁是贡献者？谁是受益者？

中国近30年对外货物贸易增长经历了从逆差到顺差的周期性变化。从1978年到1988年的11年中共有408.5亿美元贸易逆差。这个阶段快速进行进口替代，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换取价格高昂的制造技术和设备。随着进口替代带来生产能力的提高，技术进步加快，进出口贸易结构逐步改善，贸易体制改革增加外贸活力，要素生产率提高，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被迫选择出口导向战略，促使进出口贸易出现了由逆差向顺差的转换。

对外贸易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引擎。近5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长28%，占世界贸易比重从3.6%提高到7.7%。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给世界市场提供了价廉物美的商品，使欧、美、日等主要贸易伙伴获得了类似于上个世纪60年代“高增长、低通胀”的成就。把工厂搬到中国的美国公司，利用廉价的土地、劳动力、紧缺资源和巨大的需求市场，获得了巨额利润。而中国以宝贵的资源和环境为代价在全球产业链的加工、组装环节只是赚了一点加工费和劳务费，挣了一点辛苦钱。

在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融入世界市场体系的过程中，中国不仅实现了出口货物贸易快速增长，而且也使进口货物贸易保持持续强劲增长的势头。从2001年到2006年，中国的货物进口额从2435.5亿美元增加到7916.1亿美元，5年增加2.25倍,年均递增27%;中国的货物进口额占世界货物进口总额的比重从3.35%提高到6.81%。在这个基础上，今年头4个月的进口增长速度仍然接近20%。可见，中国不仅为世界创造了价廉物美的供给市场，也为世界创造了容量巨大的需求市场，为美国和其他贸易伙伴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中国既是贡献者，也是受益者，而中国的贸易伙伴是更大的受益者。

但应当客观地看到，在劳动力供给处于高峰时期，中国这个巨大的进口市场需要有强劲的出口市场来支持。如果外部力量对其出口市场过分限制和打压，就有可能打破中国进口高速增长的惯性。其结果，既会损害中国的利益，也会损害中国贸易伙伴的利益。

三、中美货物贸易不平衡是多个原因造成的

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占全球货物贸易逆差的比重从8.83%提高到28.33%，而同期德国和日本的货物贸易顺差占全球比重从56.52%提高到76.75%。实际上，欧洲和中国以外的亚洲经济体是美国和世界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地。

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女士和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罗奇教授，对美国贸易逆差的解释比较符合现实。巴尔舍夫斯基女士指出，美国逆差“是多个原因造成的，并不仅仅由汇率决定”，“美国人消费欲望过于旺盛”，没有储蓄的习惯。罗奇教授也说:“美国贸易的真正的问题在于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失衡”，“进口飙升更多是美国所处在的国内消费过剩特殊时期的产物”。他们一致认为，美国人的过度消费和储蓄不足造成了过度进口和贸易逆差。

造成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原因，既有外因又有内因，相对于外因，内因起主导作用。这个内因，除了“过度消费引起过度进口”以外，还与“美国的市场不够开放和出口不足”有关。

第一，面对全球产业结构和全球市场格局的变化，美国没有主动调整过时的贸易战略和政策，而推行“出口保护主义”和“市场限制主义”，限制能源资源、高端技术和科技产品的出口，甚至对中国继续采取一些违背WTO精神的歧视性措施和禁售。这样做的直接结果是让那些政策弹性较大的国家如德国可以获得更多的对华出口，美国对华出口的一部分被德国等国家获得，这种“国家卖方竞争”无疑会对美国产生“挤出效应”，减少美国的出口机会。

第二，面对全球化浪潮，美国“害怕与贫穷国家竞争”，“提高准入标准进而提高外国企业的成本，以削弱外国企业的竞争力”。比如，在能源、航空、农业和先进制造等领域，美国对外国特别是中国资本的限制有增无减。这样做的结果是可出口商品减少，使得美国在全球出口总规模中的相对比重降低。

第三，美联储在较长时期内实行膨胀性货币政策，以低利率方式创造过剩的美元流动性，从而人为地造成美国资产升值和“财富效应”。在贷款利率很低的情况下，理性的美国人当然愿意大量刷卡消费;在财政债券融资利率很低的情况下，财政部会不加节制地发行公债以满足五角大楼的支出需要。在美国国内中低端产业出现空心化的背景下，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美国消费品和公共投资品需求无限制扩大，它们中的很大一部分要靠进口来满足。

第四，美国用超额发行的美元纸币大量购买并囤积石油和其他稀缺程度较高的物资，加剧了内外需失衡。近几年，美国和全球市场存在一个重要的循环:美国石油储备增加-全球石油涨价-美国囤积更多的石油……石油储备不断增加和油价上升，必然花费越来越多的美元，使美国进口额显著增加。

第五，无节制的对外战争和全球扩张使得美国政府的公共开支不断膨胀。2004财年联邦财政赤字达到历史最高纪录的4130亿美元，去年仍然高达2482亿美元。政府公共开支膨胀必然造成公共品需求膨胀，在国内一般公共品供给增长一定的条件下，只有靠进口来填补供求缺口，从而扩大对外贸易赤字。

在分析中美贸易不平衡产生的原因时，中美双方都应当采取客观而又理性的态度，应当更多重视像巴尔舍夫斯基女士和罗奇教授这样的务实人士的看法，找到妥善解决的方案。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双赢的良好效果，并继续推动中美贸易健康快速增长。

四、解决中美贸易问题，美国和中国能够做什么？

美国如果把双边贸易不平衡的原因简单地推给对方，不重视自己的内因，不重视控制本国的过度消费和过度进口的欲望，不努力扩大市场的对外开放和增加出口，不仅对对方不公平，而且也会使贸易不平衡问题更加严重。因此，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最好途径是双方共同致力于消除产生这些问题的因素，在双边市场共同促进自由贸易。

美国方面应该控制过度进口，实现自由出口。控制过度进口的首要措施是: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削减美元在全球的供应量和流动性;提高国民储蓄率，逐步扭转投资和储蓄失衡的格局，限制高负债下过度的私人消费;紧缩联邦政府开支，特别是通过改变全球扩张战略紧缩美国在全球的军费开支，国会应当停止不断放宽债务发行限额标准的做法，严格限制国债发行，减少政府在高负债下过度的公共消费。只要家庭赤字和政府赤字控制住了，促使家庭和政府均做到收支基本平衡，不断改善消费和储蓄的关系，就可以为解决贸易赤字问题提供基本保障。

为了扩大出口，美国需要调整与全球化和WTO规则不够和谐的贸易政策和体制，修改已经不合时宜的国内贸易法案，扩大产业和技术市场的对外开放。在中低端制造业和一般加工业不断向外转移的背景下，美国的优势产业越来越缩小在“产业宝塔”的尖端位置上，比如高端信息技术工业、现代军事工业、航天航空和铁路交通业、新能源产业、生物制药产业、环境保护以及金融和保险等现代服务业等。如果美国全面开放这些产业和市场，并实现出口贸易的自由化，可望为解决美国贸易问题做出直接贡献。

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在理论上可以缓解中美贸易问题，但实际效果甚微。从2005年7月21日到今年5月25日，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超过8%，但这期间中国对美顺差或美国对华逆差并没有减少，这说明汇率人民币升值和顺差减少并没有明显相对的关系。正如罗奇所说，汇率调整不可能解决中美和全球的贸易失衡问题，“汇率绝非当前全球失衡的‘灵丹妙药’”。

中国方面应该从内外两方面采取措施。对内主要是:逐步调整国民财富分配的政策和制度，特别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工资和农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改善消费与投资和储蓄之间的关系，逐步改变工资增长慢于利润增长、政府税收增长和GDP增长的现实状况，给中低收入者减税，逐步降低国民储蓄率，促使全社会消费需求持续较快增长。对外主要是:适当扩大进口，合理控制出口，促使人民币汇率水平渐进提高以实现其合理均衡。扩大进口的重点是增加政府采购，增加有利于缓解国内能源资源供求矛盾、改进经济结构、促进自主创新的资源和技术产品的进口。合理控制出口的重点是进一步调整出口导向政策，继续较大幅度降低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加工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加强其出口资质管理，严格限制出口扩张势头。今年以来，为了实现“减顺差”目标，中国政府多次派采购团到美国直接采购商品和技术设备，增加即期进口;对农、林、畜牧、渔、煤炭开采等81个行业实现鼓励技术引进的政策，扩大长期进口;对高能耗、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降低出口退税率或提高关税税率，限制过度出口。从煤炭进出口贸易最新变化情况来看，这些措施的效果正在逐步显现出来。

随着中国人的消费能力不断提高，未来中国高端商品市场规模将快速扩大，金融、保险和信息等服务业发展进入“快车道”，节能环保产业的拓展需要引进先进的技术，而美国在这些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它可以搭上中国这辆“快车”，增加美国的对华出口。但要达此目的，美国应当更加开放对华出口市场，清除对华出口贸易的所有歧视性条款.特别是解除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等方面的限制。

中美建交以来的经贸关系发展迅速，现在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则是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按照美方的统计，2003年中国向美国出口达1632.5亿美元；按照中方的统计，这一数据也达924.7亿美元，而2004年前9个月便为885.1亿美元。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2003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为1241亿美元，占美国对外贸易赤字总额的25%左右；据中方统计，美国对中国贸易赤字也占美国对外贸易赤字总额的20%左右，而且这一比例近年来基本维持不变。

中美贸易不平衡状况将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国储蓄率的差异。一般来说，如果一国的储蓄大于投资，则表现为该国净出口为正或贸易顺差；如果一国的储蓄小于投资，则表现为该国的净出口为负或贸易逆差。中国国内的高储蓄率导致较高的贸易顺差；而美国之所以存在大量的贸易逆差主要是其储蓄率偏低，以及因庞大的军费开支、政府的减税计划、低利率政策所导致的高涨的国内投资缺口。

二、收入水平差异而导致的两国消费需求的不对称性。一般来说，人们的消费选择与其收入水平密切相关，随着收入水平的逐渐提高，人们的消费结构也会随之逐渐升级和转换。在收入水平较低时，人们的绝大多数支出都集中在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上，此时的恩格尔系数非常高；当人们的收入水平较高时，除了购买生活必需品，还可以购买高端产品来提高福利水平。显然，无论人们的收入水平高低，生活必需品都是必须购买的。中国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很强的成本优势，而且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这就导致了美国必然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生产的高技术产品属于高档产品，由于中国居民收入水平比较低，对美国生产的高端产品的需求也就非常低。这种因为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而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性是造成两国贸易不平衡的长期因素。

三、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的限制。中美两国经济互补，美国的比较优势在高科技、知识密集型设备与产品，中国的比较优势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对华技术出口控制趋于严厉，美国公司对华技术出口申请获准率下降，抑制了美国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进一步加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四、国际分工格局的重组。中国劳动力素质好，工资低廉，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工业发达经济体纷纷将工厂迁移到中国生产，依旧利用原来的贸易渠道销往美国，增加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实际上，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整个东亚地区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即东亚各国对中国的产业转移也将东亚各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因此，这种由东亚经济结构转换而产生的中美贸易差额短时期内是不可能消失的。

五、原产地规则的差异。由于原产地规则的差异导致许多产品被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增加了中国的顺差数字。著名经济研究机构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说过，从1994年至2003年中，中国的出口从1210亿美元发展到3654亿美元，其中外国投资公司或合资公司贡献了出口增长的65%。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发展，使得各国经济国界日渐模糊，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使国际贸易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的以国界划分的模式，以往的统计方法不能客观地反映国家间的贸易关系，因此，不能简单地以所谓贸易顺差或逆差来判断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大小。

六、美国出口统计的不精确。据美国《商业周刊》报道，由于出口统计的不精确，每年约有10%的出口商品没有向商务部报告，而商务部对进口的审计工作做得很好，致使政府统计的外贸逆差过高。以Microsoft公司为例，其向全世界销售了近千亿美元软件产品，但它不是按照传统的货物商品的出口方式，在美国生产光盘，贴上标签后在世界各地销售，而是在销售地生产，将销售收入送回国内或在互联网上发售产品，以电子方式收取货款。这些销售收入则不计入传统国际收支中的出口所得。

可见，中美贸易不平衡是两国经济发展阶段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以及美国贸易战略造成的；从理性的经济学角度来考虑，中美贸易不平衡不是大问题。但为什么中美贸易不平衡又确实是长期以来造成双方政治经济摩擦的主要原因呢？

一、根据凯恩斯主义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一国贸易顺差越大，对本国国民收入增加的作用越大，解决失业和危机问题的作用越大；贸易逆差越大，往往伴随着出现的是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从这一基本理论出发，美国决策者非常关注双边贸易差额问题，中国作为美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必然首当其冲。

二、从美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来看，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统计，1990—2000年美国经济增长的20%功归于出口的增加，而且通常认为，美国每出现1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就相当于损失2000个就业机会。按照美国官方公布的数字，2003年对中国逆差达1348亿美元，相当于损失27.4万个就业机会，因而美国将失业等国内问题归罪于中国的贸易逆差就相当自然了。

三、美国具有全球最强的政治经济能力和谈判能力，以贸易逆差为借口引起中美贸易摩擦是美国实现"经济霸权"和"政治霸权"的重要手段。

实际上，美国通过巨额贸易逆差，不但成功地实施了其全球化战略，获取全球利益，而且将全球经济的波动紧密地与美国拴在一起，使世界经济越来越难以摆脱对美国经济的依赖，美国的"经济霸权"与"政治霸权"得以相互促进，短期内其他国家难以有有效的抵制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