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价为何猛涨期时间_金价为啥涨这么快
1.古代的1两银子、金子折合成现代的钱大约是多少啊?
2.金价上涨带来哪些影响
3.谁能介绍下我国近代军阀混战时期的具体情况
古代的1两银子、金子折合成现代的钱大约是多少啊?
古代有好多朝代的。各个朝代银子的价值也不一样。
以北宋来说吧
古代的金银铜等货币的购买力一直是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这部闲话水浒也将宋代的货币转换成今天的人民币以符合现代语境。无斋主人不是研究宋代货币的专家,要完全精确的换算显然是不可能的。这里只能给出一个大致的估算数字,让读者可以有个基本的概念。
一般说来,古代货币基本以金,银,铜钱(其实是含铜为主的合金)为主要货币。而宋代和后来的明清两代的银本位制不同,是铜本位制,铜钱是主要货币,金银是不作为货币使用的。铜钱的基本单位为“文”,和“贯(缗)”,一贯合1000文。宋代财政紧张的时候有过800文,850文当一贯的情形。另外还有折二钱,当三钱,当十钱等变相通货膨胀的时候。比方说杨志杀牛二那一节,牛二就曾用当三钱来让杨志试刀,当三钱顾名思义就是一钱当作三钱,而蔡京当宰相的时候甚至出过当十钱。为了简化我们的计算方法,无斋主人忽略这些因素。
在讨论古代货币的时候通常都会用上这么个假设,就是:1两黄金=10两白银=10贯铜钱=10000文铜钱。
虽然金银铜的相互兑换率一直在浮动中,但这个假设基本上应该是合理的。当代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在他的《岳飞新传》的第7章“克服襄汉”一章中,曾经提到朝廷在给岳飞的省札中有:“第四,支付六万石米,四十万贯钱,以作军需。四十万贯钱以十万两银和五千两金折支,当时金银尚未作为独立的货币使用”。从而可见南宋初40万贯铜钱,相当于10万两银子和5000两金子,基本在数量级上符合上面的这个假设。
要讨论货币购买力,必须先提一下两位名家的方法。黄仁宇先生在他的《中国大历史》中基本以黄金的价格作为基准来换算的,他基本是依据1两金=10两银= 10贯这个假设,而以国际金价来推算1贯铜钱今天的价值的。。先生在他的《潜规则》一书中则是同时使用了米价和银价作为基准,给出了两个数字。而。先生偏重于取由米价换算出来的那个数据。
那么根据二位先生的方法,我们来看看宋代的一贯合今天(2004年10月份)多少元人民币
1)黄金基准国际牌价,金价基本上在400美元一盎司周围波动。我们就以400美元为一盎司。一盎司为28.3克。宋制1市斤为640克(“1975年湖南湘潭出土的嘉钓铜则,自记重一百斤,重64公斤”)。1市斤有16两,所以宋代1两为今天的40克。这样一算宋代一两黄金相当于565美元,以今天美元对人民币 8.23元来算,相当于4650元。根据假设1两金为10两银即10贯钱,宋代一贯铜钱相当于465元。
2)白银基准国际牌价,银价基本上在6美元一盎司周围波动。同金价的换算相仿,一两银子也就是一贯铜钱,相当于70元人民币。
3)米价基准宋代1市斤是640克。宋代1石合92.5宋斤(沈括的梦溪笔谈卷三有,“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因此一石大米就有 59200克,即59.2公斤。如果我们不考虑特殊的荒年或大丰收年的话,北宋初期的米价大约在每石300文到600文之间,中期(仁宗年间)在600文到700文之间,南宋初期米价则在2贯左右。那么以此推算北宋末年宋徽宗期间大约每石1贯左右应该算比较合理的。如果按现今大米价格每公斤2.5元来计算,宋代一石大米59.2公斤合148元,也就是算1贯铜钱合148元人民币。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了三个价格,按黄金换算的465元,按白银换算的70元和按粮价换算的148元。由于我国不是主要产银国,而且工业化后提炼银子的成本大幅度降低,所以古代的银子的价值肯定要大幅度高于现在的价值。显然以今天的银价作为参照体是不合理的。这从今天银价6美元一盎司金价400美元就能看出,今天的一两黄金能换66两银子,而我们假设的古代金银兑换率是1:10.而黄金的产量稳定,直到今天仍被世界各国作为重要硬通货储备。所以用黄金作为基准比较合理。
此外,虽然现代技术的大幅度发展,袁隆平先生的杂交水稻使得粮食产量大为提高,但是今天消费粮食的人口也大幅度增加了。根据宋史地理志,北宋大约不到5000万人口,而今天中国已经有13亿人口。民以食为天,粮价应该还是一个重要的基准。
因此无斋主人就取了个金价基准的465元和米价基准的148元的平均值306.5元,并归整去掉零头,将1贯铜钱定为300元人民币。因此我们有下面基本换算:
1两金=3000元人民币
1两银=1贯铜钱=300元人民币
1文铜钱=0.3元人民币
以这个兑换率来看看宋代官员的薪水。根据宋史职官志,宋代一个宰相的本俸是月薪300贯,也就是合90000元人民币,年薪108万。一个普通从8品的县令月薪15贯,合人民币4500元,年薪5万4千,考虑到宋代一个县令不过管几千户人家,也算不错了。宋代除了本俸之外,还有职钱,禄粟,?呷艘铝? ,厨料, 薪炭诸物,增给 ,公用钱,给券 ,职田等名目繁多的津贴。难怪人称宋代对官员的优渥无与伦比。也难怪宋江削尖了脑袋想招安当官。
从水浒上的具体事例来看,这个兑换率也比较合理。第十五回吴用去劝说三阮入伙劫生辰纲时,吴用让阮小七用了一两银子买了一瓮酒,二十斤生熟牛肉,一对大鸡。差不多就是一两银子换300人民币的样子。此外,第十回林冲风雪山神庙,陆谦在李小二店里招待管营和差拨时曾拿出一两银子,点了三四瓶好酒,菜随便上。同样第四十四回戴宗杨林请石秀吃饭的时候也是杨林扔出一两银子让店家随便上酒菜。一般来说一个普通小饭馆,300元人民币三个人吃的确是可以随便点菜了。
再看看水浒中其他几个例子,杨志东京卖刀的时候,牛二曾说“甚么鸟刀,要卖许多钱!我三十文买一把,也切得肉,切得豆腐”。30文钱一把切菜刀,也就是人民币9元,很合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时候,曾用5两银子定制了一根62斤重水磨禅杖和一口戒刀,用的是十分好铁,考虑这也算是一件上等兵器又是特别定做的,1500元人民币也不算过分。但是智取生辰纲的时候白胜卖给杨志一伙的家酿村酒要5贯钱,1500元人民币就有点太黑心了,也许是因为当时黄泥岗上白酒是稀缺商品,白胜又处于垄断地位,同时还有晁盖一伙在竞相抬价,才把这桶酒炒成天价的吧
一两黄金
以上单位虽然各朝各代都不同,但至少唐宋之后相差不大,所以是可以得到比较稳定可信的数据的。
兑换关系
铜钱,白银和黄金之间的兑换比例就像现在的外汇价格一样,是常常变动的,不像1元钱等于100分这样明确。根据以下描述:
“金银的比价从1600年前后的1:8上涨到20世纪中期和末期的1:10,到18世纪末则翻了一番,达到1:20。”
可知1两黄金约可兑换8~11两白银。再有:
“道光初年,一两白银换钱一吊,也就是一千文;到了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的时候,一两白银就可以换到制钱一千六七百文了。咸丰以来,银价猛涨,一两白银竟可以换到制钱两千二三百文之多。”
可知正常情况下,1两白银大约可换到1000~1500文铜钱,古时通常说的1贯钱或1吊钱就是1000文。
2 金属价格
由于金银铜制成的货币本身是有价值,而且理论上货币的价值就应该等于金属的价格,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现在金属的价格来回答“一两银子到底是多少钱”的问题。
唐代的开元通宝通钱每枚直径8分,10枚重1两,千文重6斤4两;清顺治年间,每个铜钱重一钱二分五厘,后又增为一钱四分,则每千文重八斤十二两。古代“两”这个重量单位虽有不同但大约都是40克左右,而“斤”则大约是700克左右。每枚铜钱平均重量5克。
目前金银铜的价格(人民币)如下:
黄金:100元/克
白银:2元/克
黄铜:0.02元/克
推算结果为: 1两黄金:约值4000元 1两白银:约值80元 1枚铜钱(1文制钱):约值0.1元
3 粮食价格
很多历史专著中都通过粮食价格来直接衡量货币关系,虽然单独考虑粮价并不很准确客观,但应该是极其重要的参考。晓林在网上查到了如下记载: “上白米(石)九钱五分? 中白米(石)九钱二分六厘八钱 下白米(石)八钱三分? 白?面(斤)九文 银每两换钱一千文” 还有 “据清朝军机处档案记载,光绪十五年上半年直隶省顺天府、大名府、宣化府的粮价,以谷子、高粱、玉米三种粮食计算,平均每仓石计银一两四钱六分。” 根据1石=100斤=70公斤计算,而粮食价格以2元人民币/公斤计算,可得到以下平均值: 1两白银:约值170元 1枚铜钱(1文制钱):约值0.2元
4 结论,根据上面的推算,再考虑到
1黄金的价格比其他的更稳定,应当着重参考 2现在白银已作为工业品,所以现在的白银价格参考价值较低
3由于农业技术发展的相对速度很快,现在的粮食相对价格比古代便宜很多
4尊重古代的兑换比例
5凑整数,便于换算,便于建立感性认识 所以,笔者建议,今后遇到古代的货币单位,采用以下换算系统,即方便又有感觉:
1两黄金=人民币2000元=10两白银
1两白银=人民币200元=1000文钱=1贯(吊)钱
1文钱=人民币0.2元
另外:1石米=1两白银
声明:以上结论不是学术观点,只作为老百姓观看古装电视剧,武侠小说时换算之用。
5 验证,下面提供一些古代数据,便于验证晓林给出的换算方式,提高感性认识:
唐朝九品官月俸5石米=唐朝时,初级公务员月薪1000元; 清朝六品官员年俸45两白银=清朝的局级干部,年薪9千元;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那些当官的,那个家里没有个几千万的? 乾隆初年,捐一个道台需一万三千一百二十两银子=花270万就可以买个厅级干部当当,明码标价。
金价上涨带来哪些影响
高金价不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实质性影响
2006-4-17 19:28:06
4月11日,纽约商品交易所的黄金期货价格突破每盎司600美元大关,当日午盘阶段一度飙升至604.22美元,站上了1981年以来的25年新高点。与之相伴的,是国际贵金属价格全面上扬,屡屡突破市场心理价位。
受国际市场影响,国内金价“水涨船高”。4月11日,上海黄金交易所9999金每克收盘价达到155.05元人民币。各地黄金饰品也全面涨价,北京千足金从每克165元调高至175元,上海涨至180元,广州则更是达到200元的高位,均创下20年来的最高。
数月前,当金价在550美元位置迂回时,市场上看法混杂。有机构预测,今年金价将回落至每盎司350~375美元左右。但随着金价在美联储第15次加息等利空背景下仍坚挺走强并突破600美元关口,看跌声悄然消逝,多数国际投资机构陆续调高金价预期。
4月13日,伦敦黄金收盘价报每盎司595.50美元——比前一日的每盎司600.18美元略有下挫。当日,世界黄金协会远东区董事总经理郑良豪就此轮金价暴涨接受本报专访。
上升行情将长时间持续
《21世纪》:现在看来本轮高点在什么价位上?能否突破1980年的那个价位?
郑良豪:这个我不好讲。现在所有的分析,包括国外的那些专家都有这个看法,都认为会增加。
《21世纪》:在本轮增长中,不仅黄金的价格,铜、白银、白金等贵金属也都随之上涨。这与1980年的暴涨行情似乎不同。
郑良豪:是的。这一轮增长中,价格暴涨的不止是黄金,也不仅是其他贵金属。包括煤、石油等原料的价格都起来了。这些商品拉动起来的主要原因,是两个主要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对这些商品特殊的追求。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增长的驱动,拉动了商品价格。
《21世纪》:你觉得这一波的上升行情会持续多久?
郑良豪:价格是否还会往上走,最终是要看供求的变化。现在需求在增长,那么供应有没有增长?150年前,黄金的年产量约为25吨,由于19世纪大量金矿被发现,以及采掘技术的提高,黄金的产量大幅度增加。但到了2004年,金矿公司的储备量却从1992年的17年的开采量减少到11年。很多大的矿商说,在未来的五年到七年之间,矿商的矿产不会增加,因为在过去几年中没有发现大的新的矿,没有发现新的矿也就是没有新的东西出来,供应就不会增加。
预期美元贬值是主因
《21世纪》:此轮行情很容易让人回想起1980年的金价暴涨,两者在成因上有何异同?
郑良豪:1980年的行情,其背景是当时的政治危机和经济衰退。1971年和1973年两次美元贬值,随后又是两次石油危机,使黄金价格成倍上涨。特别是1979年底美国在伊朗的人质危机以及前苏联对阿富汗的出兵,引起全球性的政局动荡,导致国际市场对黄金的巨大需求和价格的上涨。1980年1月18日,伦敦黄金市场每盎司金价高达835.5美元,纽约当天的黄金期货价格则为每盎司1000美元,达到黄金有史以来的最高价。
从本轮的黄金上涨因素来看,相近的是地缘政治波动,也就是最近的伊朗核子危机问题。
经济上,则是投资者预期美元要走低。
预期美元走低的一个很重要的凭据是,美国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每年都创新高,投资者对于美国怎么来解决赤字有很大的疑问。
《21世纪》:这种疑问足够影响黄金价格?
郑良豪:因为赤字太厉害了,随之可能发生的就是美元贬值,贬值的下一步就是“转嫁”给买他们债券的国家,包括中国和其他亚洲的国家。而受美元的贬值影响最大的,就是黄金。在预期美元贬值会发生的时候,投资者就对黄金有期待了。
《21世纪》:目前金价和美元的走向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
郑良豪:过去通常来说,美元利率走高,对黄金不利。换句话说,投钱放在美元里拿的利率高了,买黄金的可能就少了。但在这轮行情中,美国不断在加息,但金价也一直在涨。可能是投资者不相信美元的购买能力可以保值——我即便拿到很高的利息,等我拿到了也没用了。
对中国经济不会带来实质性的影响
《21世纪》:国际金价的持续上涨也带动了国内的金价。这种持续上涨对中国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郑良豪:我的观点是不会带来实质性的影响。虽然我国黄金生产企业的生产加工能力不可能在短期内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增加的黄金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进口,这种情况可能会引发对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形成压力的忧虑。但实际上,由于我国目前人民币汇率稳定,甚至存在升值压力,国家外汇储备充裕,在人民币没有完全自由兑换、黄金市场没有对外开放的前提下,增加的这部分黄金进口很难对人民币汇率造成不当影响。
《21世纪》:有数字支撑这种观点吗?
郑良豪:很简单。目前我国的黄金消费量连续数年保持在200吨左右,黄金市场开放后,黄金的投资需求预计会有比较大幅度的上升,而消费需求很可能与往年基本持平。举例来说,2004年中国黄金市场不过增加了30吨左右的需求量,即使这增加的30吨黄金都由进口满足,所需资金不超过5亿美元,相对于我国数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言,对人民币汇率的压力应当是非常小的,甚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按照国际经验,黄金市场开放的初期需求量增长很快,随后会持平乃至有所降低,因此黄金市场开放后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是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的。
《21世纪》:按照你的看法,似乎黄金的需求增长多来自投资需求?
郑良豪:是的。最近几年来投资需求是明显增加,根据我们的测算,至少有30%以上的增长。所以说,对黄金的需求增长多来自投资方面。
《21世纪》:哪些方面的投资占了主导地位?
郑良豪:世界黄金需求主要来自四大方面:首饰加工需求,电子、通信设备等工业需求,中央银行的货币储备需求以及私人投资者储藏和对金锭、金币的投资需求,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首饰用金需求,占70%左右。中国的黄金消费主要以珠宝首饰用金为主,约占市场消费总量的96%。
《21世纪》:正如你所说,高金价吸引了大量的投资和投机资金进入。这会对中国或者世界的金融市场带来压力吗?
郑良豪:黄金投资市场对于整体的投资市场来讲,还是一小块。这几年石油的价格猛涨,石油产出国的购买力很高,有一些人把从石油上赚到的钱换成黄金。此外,也有大量的基金投资或投机黄金。但整个黄金市场整体的投资真的是太小了,对整体投资市场,比如说外汇投资来说,只有一两个点,所以一定不会有太大影响
谁能介绍下我国近代军阀混战时期的具体情况
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是以蒋、桂之间的战争拉开序幕的。
1929年2月19日,桂系的武汉政治分会发出决议,撤免鲁涤平的湖南省主席兼18师师长职务。同时派叶琪的第9师,夏威的第7军向长沙进兵。鲁涤平措手不及,慌忙乘外轮逃往南京,桂军控制了湖南。至此,桂系占据了两湖,接通了广西,势成能攻能守、可进可退,要与较量一番。这就是所谓的“湘案”。
消灭白崇禧部的办法是,利用唐生智与桂系的矛盾,起用唐生智,驱逐白崇禧。白崇禧带到河北的李品仙、廖磊两部原是唐生智的主力军。白崇禧既想长驻河北,又想向西北发展,这引起部下的不满。唐的部下都想早日回到湖南家乡,又都觉得当桂系的军官不光彩。抓住这个矛盾,广泛传播唐生智将要复职的消息。唐生智在上海也活跃起来,派人向表示竭诚拥护中央。不但答应唐可重新指挥部队,还赏以巨款,并促其立即北上平、津,收回旧部。
此时蒋、桂之战已在弦上,白崇禧计划率部南下浦口,配合李宗仁部攻蒋。但此时部队已不听白的指挥,并到处张贴“打倒桂系!”“打倒白崇禧!”“欢迎唐总司令东山再起”等标语。甚至把反桂迎唐的标语贴到北平、天津的火车车厢上。白崇禧在军中不能立足,化装由塘沽搭日轮逃走。
3月20日唐生智在塘沽登岸,受到旧部的欢迎。3月ZI日宣布讨伐白崇禧,立即任命唐生智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唐生智在北平顺承王府设立总指挥部。扶唐倒自计划完全实现了,这等于砍去了桂系的一只手臂。
李济深是广西梧州人,在广东做官。在政治势力的划分上他属于粤系。广东财力充裕,但士兵的战斗力较差。广西较穷,士兵勇敢。李济深利用乡士关系,长期以来与桂系结为一体。广东支援广西经费,广西支援粤省兵力。李宗仁、白崇禧带兵远离广西之后,李济深与黄绍密切配合,使无法插手两广。要消灭桂系,不拆散粤、桂联盟是难以成功的,因此,阴谋暗算李济深。
李济深本不想来南京参加三全大会。以人格担保,特派吴稚晖、张人杰、蔡元培、李石曾四大国民党元老请李到南京来调停湘案。李济深信以为真。不料在3月21日晨,突然下令将李济深逮捕,关押在汤山俱乐部。3月28日国民党三大闭幕的当天,又派兵去抄了李济深在南京的住宅。全国编遣会议后,到处阅兵、演习,向地方实力派示威,李济深曾为此电责。因而对李怀恨在心。
无理扣押李济深,引起各方面强烈不满。帮助劝说李济深入京的吴稚晖和张人杰,首先怒气冲冲地跑到的面前斥责他的暴行,然后他两人搬到汤山与李济深同住,以表示抗议。蔡元培、李石曾也谴责毫无信义。广东将领群情激奋,蒋光鼎、蔡廷锴等人联名致电,强烈要求立即恢复李济深的自由。又电邀黄绍宏到广州商议对策。但这时已派粤籍将领陈铭枢、陈济棠二人到粤活动,说服粤省将领服从中央。二陈以貌似公允的两面派手法,用避免牵人战争为理由,把桂系孤立起来。随后,任命陈济棠为讨逆军第8路总指挥。陈济棠从此主宰了广东。
蒋桂战起,各实力派多为自己打算,3月29日,阎锡山发表通电,响应蒋槭?奶址チ睢K拇ǖ牧跸嫖?乐菇?槭?宰坊鞴鹣滴胨拇ǎ?采?魈止稹?
冯玉祥在蒋桂战争中,采取两边应付的办法,桂系曾请冯协助反蒋,冯满口应允。蒋许给冯行政院长职位,冯为利所动,答应出兵14万助蒋讨桂。但冯在兵下徐州时,印刷了大批讨逆布告,却不印所讨之逆为何人,只印“贪赃枉法、横征暴敛、屠杀民众,迫害青年”之类的罪名。他的用意是蒋、桂谁败,就在布告上填写谁的名字,并企图先于占领武汉。冯玉祥的这种态度,不仅害了桂系,自己也遭到的暗算,受到双方责难。
于3月29日亲自担任总司令,到九江指挥作战,讨伐桂系。何应钦任参谋总长。共出动3个军:刘峙的第1军,朱绍良的第2军和朱培德的第3军,并有14艘舰艇配合作战。
然而,最拿手的办法是从对手内部收买叛将。知道任何地方派系中都是派中有派,不可能没有矛盾。采用以派制派的方针从内部分化瓦解,利用他手握中央大权的条件,许诺投靠者以高官厚禄,往往容易找到叛投者。这种办法瓦解对手能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见效甚快。
蒋桂战起之时,李宗仁从上海返回广西,白崇禧正从塘沽逃往广西途中,黄绍宏坐镇广西,致使武汉军中无主帅。武汉前线总指挥的大权交给了第一师师长李明瑞和杨腾辉。这时李明瑞和杨腾辉已被买通。同时又通过朱培德争取张发奎,任命张为第1路军右翼军总指挥·,任务是叫张发奎抢在冯玉祥的前面占领武汉。手令:委任何键为讨逆军第4军军长,拨发该部给养70万元,并应允事成之后:湘省一切要请芸樵(何键字)负责。何键立即发电表示“竭诚拥护”中央。就这样,蒋、桂未经交战,桂系占据的湖北、湖南两省,从地方到军队,都已被分化瓦解了。的侍从副官郑介民在武汉市内指挥蒋系的特务,已经做好了内应的安排。4月6日,到达武汉,他宣布:“兵不血刃而定武汉。”因为李明瑞带部队脱离了战斗,桂军几乎不战自退了。冯玉祥先于蒋而人武汉的幻想也破灭了。
进入武汉之后,封官犒赏,发给李明瑞部大批现金。又在武汉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大骂叛逆。耀武扬威,不可一世。还在武汉单独召开了冯玉祥的部将韩复榘,蒋氏夫妇“盛情”款待,当面许韩任河南省主席职,并赠数十万巨款,开始作瓦解冯部的工作。
从武汉败下来的桂系第4集团军的残部,在胡宗驿、陶钧、夏威的带领下,退到鄂西,想联络四川军阀杨森。岂能容他们在鄂西立足,他命张发奎、朱绍良、夏斗寅部追击,同时发出招抚桂系的《告桂系军队书》,称:“官兵如带械归来,各赏洋五元;官兵如为待手来归的一律收容;如能杀了你叛逆长官来归的,必得重赏官级。杀了你连排长,赏银百元官升一级;杀了团营长赏银五百元,升二级;杀了师长总指挥来归的,赏银五千元,升三级。于是,胡、陶、夏三人顶不住的武力与金钱双管齐下的手段,三人同时宣布下野,部队听候改编。桂系第4集团军至此全部瓦解。
“彻底铲除”桂系的战争是从5月5日开始的。限5月25日前占领柳州,他又从武汉跑到长沙督战。此前也曾诱迫过黄绍宏叛桂投蒋,但黄未能听命。
李宗仁、白崇禧、黄绍宏在的紧逼之下,决定争取主动,以攻为守。在向广西进攻的同一天,5月5日,李宗仁在梧州打起“护党救国军”的旗号,由白崇禧、黄绍宏率兵分两路向广东进攻,企图对粤作战取胜后打开新局面。李宗仁则去香港联系其他反蒋力量。5月21日,粤、桂军在广东白念进行血战,桂军失败,退回广西。白、黄在广西虽反复作战,但无力抵挡从四面八方调来攻桂的军队,6月,白崇宏、黄绍宏由广西南端的龙州败逃越南,待机再起。
铲除桂系的方针及其阴险手段,引起国民党各派系的极大震动,并感到惊恐。迫使他们各寻出路:或者奋起反抗,或者委身投靠,或者以两面派的手法左右去逢迎。
倒桂得手之后,他极力拉拢阎锡山,加紧攻击冯玉祥,采用的仍是各个击破的策略。
冯玉祥本想利用蒋、桂之战,抢先占领武汉。但被所窥见,早有了防备。冯玉祥的打算落空,还增加了对冯玉祥的怨恨,使蒋、冯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了。占领武汉之后,立即调集了主力部队,准备进兵河南、山东,对冯系作战。
为了铲除冯系,使出了全身的解数。首先,他开始大肆收买冯的部将。在武汉已把冯玉祥的老部下、最忠实的将领韩复榘收买。接着又派人到襄樊,给石友三送去几十万元,进行收买。石友三本是反复无常的小人,立即答应听从的指挥。后来,又用同样的办法,收买了刘镇华、马鸿逵等部将叛冯附蒋。西北军在的瓦解下发生了激烈的分化。其次,广泛散布谣言,制造冯玉祥勾结苏联、要南攻并向山西发展打击阎锡山的舆论,挑拨冯、阎关系,使阎锡山半信半疑。再次,企图诱骗冯玉祥入京,使西北军群龙无首。当时,蒋接连电请冯玉祥人京供职。冯玉祥明确表示他不去南京的根本原因是“恐为李济深第二”。同时冯玉样在华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武装反蒋,冯自任“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要求各部收缩兵力,缩短战线,冯军从山东、河南一律撤至潼关集结,迎击蒋军。冯军西撤之时,将归德至马牧集段13座桥梁炸毁以阻止蒋军运兵。
5月8日,国民政治会议推为主席,23日,国民常委会决议,革除冯玉祥的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下令查办。在这之后,国民发表的各项文告中,称冯玉祥为“统一之梗”,“破坏革命”,“阴险成性”,“反复无党”,“勾结苏俄”,“背叛党国”,总之是“十恶不赦”。对他这位“死生不渝如胞兄”的冯玉祥,大有寝皮食肉而后快之意。文的、武的、正面进攻与内部瓦解一齐向冯玉祥的西北军打过去,使冯玉祥的处境十分困难。
冯玉祥对的强大压力,不敢贸然迎战,他突然宣布:“自5月27日起,所有各处电文,一概谢绝,从此人山读书,遂我初衷。”冯玉祥下野当然不是为了读书。目的是使失去进攻西北军的借口,以保存实力,然后冯设法拉阎反蒋。冯玉祥这一招果然收到一些效果,的武力进攻暂时停止了。但是,战场上的争斗立即转变为一场曲曲折折的蒋、冯、阎之间纵横的政治斗争。
阎锡山在蒋、冯冲突中,既媚蒋任冯,又拉冯抗蒋。媚蒋压冯,是想借蒋之力把西北军挤出豫、陕、他好称王北中国;拉冯抗蒋,是为了在面前抬高身价,阻止进攻晋系。为了各个击破,紧紧拉住阎锡山先把冯玉祥赶下台,然后只剩下晋系就好收拾了。冯玉祥要想抗拒,必须联合晋系方能立足。这就是此时蒋、冯、阎三角关系的微妙之处。
6月7日,致电阎锡山,要求阎锡山帮助他进攻西北军,逼迫冯玉祥出洋,冯玉祥只“入山读书”是不行的。阎锡山表示不主张内战,提倡和平解决。并扬言他要与冯玉祥相偕下野出洋。随后,他派人到天津订购船票,到日本安排住处,摆出一副决心引退的样子。阎锡山曾多次邀请冯玉祥到太原共商反蒋大计,但冯玉祥怀疑阎锡山别有他图,不敢贸然入晋。冯看到阎的上述举动,消除了冯的怀疑。阎又派冯玉祥敬重的老友李书城向冯说项,冯玉祥即决心人晋。6月ZI日,冯玉祥为了表示诚意,特带上夫人李德全和女儿,从华阴山动身去山西,于24日到达太原,受到阎锡山的热情接待。
冯玉祥到山西后,阎锡山并不认真地与冯商讨反蒋大计,却派人四处活动,准备出国的服装用具,似乎阎、冯即刻就要手拉手起身出洋了。这下可急坏了。果真冯、阎并肩出洋,无疑是使西北军与晋军联合起来,的各个击破的目的就难以实现了。于是又委任阎锡山为西北宣慰使,全权处理西北善后事宜。阎锡山对蒋的委任不加可否,却又以更强硬的态度向提出,一定要与冯玉祥同时出洋,如果中央不批准,则坚决辞去国府委员的职务。又急忙致电挽留阎锡山,并决定自己屈尊赴北平与阎锡山晤谈。这无形中使阎身价倍增。
6月25日,到达北平,他要尽全力改变阎锡山脚踏两只船的态度。6月27日,派吴稚晖、赵戴文、孔祥熙三人,带着他的亲笔信到太原见阎锡山,请阎锡山赴北平与蒋商讨处理西北善后事宜。阎锡山一面电请中央撤销对冯玉祥的处分,一面随同吴稚晖等人于6月30日来到北平。蒋、阎在北平经密谈,委任阎锡山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阎的地位在军队中途提高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阎锡山答应尽快解决西北军,蒋、阎达成了共同对付冯玉祥的秘密协议。这时,阎锡山的阴谋才暴露出来。他是先把冯玉祥骗到太原,手握冯这张王牌与讨价还价,一直要到在北平许他任副总司令,价码才算要足了。
阎锡山于7月2日突然“得病”住进了医院,闭门谢客。7月4日他又退了去日本的船票。从此,阎锡山对冯玉祥也改变了态度。
他以冯住晋祠不便为名,将冯玉祥诱骗到建安村软禁起来。村庄四周派军队封锁,使冯与外界隔绝。
阎锡山背信弃义的行为,受到其他派系的谴责。说服冯玉祥人晋的李书城搬进建安村与冯玉祥同住,表示对阎锡山的抗议。
冯玉祥被阎锡山出卖,噬脐莫及,却又不甘心坐以待毙。他已知蒋、阎有了新的交易,也不露声色,只想设法拆散蒋、阎的勾结,以寻出路。他在软禁之中,设法授意留陕主持西北军的宋哲元,要他绕开阎锡山,直接与南京政府接通关系,向靠拢。西北军将领对阎锡山的背信弃义十分愤恨。冯玉祥被扣在建安村,军饷无法解决。西北本属贫脊地区,穷困万状,亟待接济。他们得到冯玉祥的指令之后,感到靠拢南京也是一条出路。于是,西北军在7月中旬派参谋长陈琢如到南京求见,表示西北军接受中央指挥,要求接济军饷。认为西北军向他屈服了,瓦解冯系已经不需要借助阎锡山了。狡猾的不知自己中了冯玉祥韬晦之计,于是,他派于右任、贺耀祖到西安宣慰与点编冯玉祥的部队,安抚冯的部将,供应军饷。为了笼络西北军将领,下令把已经被免职的鹿钟麟、薛笃粥、熊斌、唐悦良等人又请回南京。亲自召见、宴请。8月17日特任命鹿钟麟为军政部长。8月22日又任命冯的另一亲信李鸣钟为全国编遣委员会遣置部主任。从此,与西北军的关系由对抗转为密切了。
1929年8月,全国编遣实施会议之后,阎锡山开始感到他自身也难保了。冯系靠拢,更使他狐疑。他猜想蒋、冯可能已有新的交易,下一步将是蒋、冯联合起来对付晋系。阎锡山感到媚蒋压冯的方针有些失策,为了摆脱困境,他准备再走拉冯抗蒋的道路。
中秋节之夜,阎锡山亲往建安村,当面向冯玉祥赔礼道歉,提出联合反蒋。冯玉祥指示宋哲元靠拢,本为拆散蒋、阎联盟。冯见目的已经达到,遂欣然向阎锡山表示,愿摒弃前嫌,合作反蒋。9月26日,阎、冯同游五台山,以示重归于好。
这次冯间发动反蒋战争,采取的办法是:冯玉祥仍住在建安村,指示西北军的宋哲元、孙良诚领衔发动反蒋。冯躲在幕后,以留回旋之地。西北军先发动战争,并拥戴阎锡山为首领,然后晋军再起而响应,共同反蒋。
10月9日,宋哲元等先致电阎锡山、冯玉祥,列举蒋之罪状,声言他们被迫起来反蒋。阎、冯即于10月10日复宋哲元等一电,称:“应从长计议,以求政治趋人正轨,仍望先行切实编遣,冀达诸同志救国之初衷,国事当由国人解决也。”宋哲元与阎、冯电报往来的目的,是要造成阎、冯与此次反蒋无关的假象,以掩护他们在幕后的坐镇指挥。
1929年10月10日,宋哲元等27名西北军将领、联合发表拥戴冯、阎,讨伐的通电。
宋哲元等人的讨蒋通电慷慨激昂,所开列蒋之罪状均为事实,有一定的号召力。西北军兵分三路,浩浩荡荡向河南进军。但却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就被打败了,原因何在?主要有三方面:
一、在财力、物力、兵力上都占优势。宋子文在宁、沪。浙一带筹集军饷,甚至把编遣公债也拿来打内战,因为中央掌握国库,财力充足。组织的慰劳队,带着20万现金到前线奖励官兵。而西北军穷得不能按月关饷。还能得到帝国主义的装备,武器充足。还有德国的军事顾问献计献策。以嫡系军队为骨干,还有许多投靠他的杂牌军,兵力也超过西北军。
二、在政治策略上也压倒了西北军。国民党派系之间的混战,本无正义可言。宋哲元的讨蒋通电固然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但是,回敬了一篇《告全国将士书》,称西北军“本属利害结合,封建集团。只知有集团,不知有国家,只知有利害,不知有主义”。“此种封建集团,一日不消灭即国家统-一日不能成功”。宋哲元等对的责骂也无法回答。
三、西北军内部不团结。冯玉祥不在军中,宋哲元与孙良诚争当首领,互不相让,互不服气,指挥不能统一,作战各行其事,因而削弱了战斗力。
然而,这次西北军反蒋失败的重要原因是阎锡山的再一次背信弃义。
事先讲好的是冯、阎共同反蒋,否则冯玉祥不会单方贸然发动反蒋的。宋哲元等出于对阎锡山卖友求荣的痛恨,没有按原来的约定推戴阎锡山为首领,只是笼统地提出拥护冯、阎。因此,西北军发动之后,阎锡山按兵不动,使西北军孤军作战。看到冯、阎的裂痕,立即采取拉拢阎锡山、孤立冯系的策略。10月11日,南京以五院院长的名义致电阎锡山,请其就近负责处理西北问题。10月28日,把特任阎锡山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命令公布于众。10月31日,特派何应钦、方本仁等到太原,代表与阎锡山勾结。11月5日,阎锡山宣布就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同时在北平、太原等地召开“讨逆大会”以表示晋系完全拥护中央。阎、冯再次分离,蒋、阎重又勾结。随后晋系对西北军处于敌对状态。战败而又彻底孤立了的西北军退回陕西,固守陕县、潼关一带。冯玉祥的西北军第二次反蒋又失败了。
1929年,国民党各派系几乎都卷入了内战的漩涡,枪炮声没有一天停止过,战火遍及大半个中国。的日子很不好过,他不得不急忙于12月3日召集党国要员开会,谋划对策。商讨结果,认定,争取阎锡山和张学良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只要拉住阎、张,反对改组派,各实力派之乱则不难平复。于是派吴铁城以劳军的名义去东北拉张学良,派赵戴文回山西劝说阎锡山。张学良在吴铁城的说服下表示支持。阎锡山与张学良早有往来。本已表示支持改组派的阎锡山,害怕奉军入关,自己受到蒋、奉的夹击,转而支持。于是,阎、张联合发表通电,“毅然决然拥护中央”,反对改组派。这时,派何应钦入粤与陈济棠联合击退张发奎和桂系的“护党救国军”,调嫡系部队刘峙部北上攻打唐生智。阎锡山亲自到郑州督战,配合蒋军攻打唐生智。1930年1月,唐生智溃败,通电下野。石友三重新投降。国民党改组派的反蒋军事投机宣告失败。
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了30年代,但由于反蒋派实力犹存,而且并未屈服,所以,一场更大规模的军阀混战正在酝酿之中。
1930年元旦给南京政府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严重的危机。虽然因接连战胜对手而趾高气扬,却并不能使危机有所缓和。
首先是政治危机。的和国民党的统治加深了国内的阶级矛盾,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黑暗看到了中国***燃起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而国民党政权的迅速腐败与“恶化”,恰恰与红色革命根据地的蓬勃发展形成鲜明对照。人民群众参加土地革命的热情越来越高涨,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扩大,红军在发展。中心城市的工人、学生、青年和妇女等革命运动也在中国***的领导下开展起来了。1927年以后的那种沉闷、压抑的状况,已经有了根本改变,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南京政府产生政治危机的根本原因。
此外,国民党派内部的矛盾远未解决。反蒋派的实力犹存。阎锡山、冯玉祥的手中握有50万大军,为此昼夜不安。改组派继续串连反蒋,频繁活动,利用南京政府的腐化堕落到处作反蒋宣传,给蒋的国民造成了不小的威胁。这也是造成南京政府政治危机的原因之一。
其次是外交危机。指使张学良无端挑起中东路事件,引起中俄武装冲突。不仅给边境地区居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而且与苏联的外交谈判旷日持久地进行,一直没有达成和解的协议。所搞的裁赃陷害冯玉祥的把戏,到头来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最后还有财政危机。连年不断的内战和长时期的边界冲突耗资巨大,榨干了人民的血汁。更为严重的是,宋子文等推行的卖国主义金融政策,把中国深深地拖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之中。1929年,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空前的经济危机,金价猛涨、银价狂跌,实行银本位制的中国货币严重贬值。因为当时只有美国收购白银,中国的白银源源不断地输往美国,以维持中国的现行货币。美国靠中国廉价的白银减少了损失,却使中国陷人了“民生凋敝、国库空虚”的境地中,民怨沸腾,一时间国内社会秩序混乱。
财政危机是南京政府最急迫的问题,拿不出解决危机的有效办法,他绞尽脑汁,还是要从强化南京统治上耍花招,提出所谓“刷新政治”,“增进政治效率”,加速全国统一等项措施,企图压缩开支,消极节流。而且他的“节流”办法也仅只是“紧缩”。即紧缩编制、机构、裁减兵员等。但是,蒋系的军事编制不缩,蒋系的御用机构不减;收养的鸡鸣狗盗之徒,不仅一个也不裁,还要派往各地去当官。对其他派系,则以“国库空虚”为理由,以“实行紧缩”为借口,要求他们迅速按编遣方案缩编。在未实现缩编之前,则拖欠或停发非嫡系部队的军饷。还多次下令,调各实力派的部队到指定地区点编,抽调各级军官到中央军校受训。他企图通过这些办法,使各实力派的武力掌握到他的手里。为了摆出“紧缩”的样子给人看,再次淘汰了一些老弱病残的士兵,“精减”了部分无用的雇员。各实力派为了应付,也照样办理,这样,导致兵变蜂起,化兵为匪到处害人,使老百姓更加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除此之外,又借口国库空虚与国家不统一密切相关,强令地方必须服从中央,并以武力相威胁。这样一来,国民党集团内部的矛盾迅速加深,那些尚未公开反蒋的实力派也惴惴不安起来。新军阀们置国家安危与人民死活于不顾,只为维护本集团的利益,又展开了一场新的争斗。
1930年国民党内部的争战,首先是从蒋、阎之间的争吵开始的。
多年以来,蒋、阎关系一直飘忽不定,这是由于的阴险和阎锡山的投机习性所造成的。阎锡山曾多次与合作,但又多次破裂。桂系、冯系、唐系都先后受到的致命打击,唯独阎锡山一直像游蛇一样,安然回旋于各实力派之间,使晋系得到了保存和发展。以往的经验证明,要利用他时,就给他一些利益,但往往过了河就拆桥,使阎空欢喜一场。如为了笼络晋系,曾把平津地区划归阎锡山治理,但平、津换旗后仅半年,到1929年1月,即派宋子文到北平,以划分“国税”和“地方税”为名,将平、津的税收归为“国有”也即“蒋有”。阎锡山忍气吞声服从了这个安排,同时向宋子文提出,平津卫戍部队的军饷应由中央财政部发给,以此作为让出平、津“国税”的交换条件。宋子文表面上答应了,但只发了一个月的军饷,此后就再也不发了。阎锡山知道上了当,便申请发行省公债3千万元,以抵补北伐时山西银行垫付的3千万元军费,却没有批准。阎认为这是企图利用经济手段来控制晋系,为此,一直气愤不已。国民党军占领平、津后,在国民党的内争中,阎多次帮了的忙。但蒋对阎却只有利用而从不信任。阎亲自率兵到河南助蒋灭唐,蒋又自食诺言,没有把河南给阎,而是任命韩复第为河南省主席,又委任王金钰为安徽省主席,马鸿逵为皖南剿匪总指挥。蒋的嫡系部队也纷纷北调,集中于徐州、蚌埠,并在河南驻扎重兵。这种态势,无疑是为了防备晋系与西北军,使晋军不能在河南立足。阎的如意算盘落空,无可奈何地将晋军撤回原防地。屡屡遭到的算计,使阎锡山看出,的下一个打击目标就要轮到自己头上了。这样,在拥蒋还是反蒋的问题上,阎锡山不得不尽快作出抉择了。
1930年1月16日,阎锡山回到太原,随后,吴铁城即衔蒋之命从北平赶来,为贯彻蒋的“刷新政治”方针,请阎补行副总司令就职宣誓仪式。这不仅是个手续问题,而是要阎锡山表示服从中央的一种形式,阎锡山明白的用心,他不愿意再表示沉默。1月22日,阎锡山在太原补行了就职宣誓仪式,借机发表了对抗的演说,提出要建立“整个的党,统一的国”,反对把持中央大权,指责造成了党的分裂、国家的分裂。一面继续调兵遣将,对晋阎武装示威,一面公开向阎发出警告。2月9日,向阎发出电报,称“武力平定两广,极为有把握”,并特请赵戴文早日返京。面对的威胁与恐吓,阎锡山也不示弱*日即回蒋一复电。以此为发端,南京、太原之间展开了为时两个月的电报论战,间以谈话、文告相辅,互相责骂,喋喋不休。蒋、阎的电报争论展开之后,’双方的阵线逐渐明朗。反蒋各派纷纷通电,表示拥护阎锡山。拥蒋的军人政客打着维护中央的旗号为摇旗呐喊。在他的控制区掀起大规模的声讨阎锡山的运动;阎锡山也在自己的辖区内召开讨蒋大会,查封蒋记中央主持的各地方党部与报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蒋、阎论争,使阎锡山与改组派的关系亲密起来了。阎锡山否认南京国民的合法性,就必须树一个“合法”中央才能与蒋记中央相对抗。为此,阎需要得到改组派与西山派的帮助。改组派在南方相继失败,他们军事投机的本钱输得差不多了,只好向北方的阎、冯找出路。同时,由于袭击了改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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