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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哪位给我讲讲明末清初时的故事

在这段时期中，皇太极进攻朝鲜，打了几个胜仗后，朝鲜投降，订立了对满清十分有利的和约，每年从朝鲜得到粮食、金钱和物品的供应。皇太极本来提出三个条件：割地、擒毛文龙、派兵一万助攻中国。朝鲜对这三个条件无法接纳，但在经济上尽量满足满清的要求。同时在此后的

明清战争中，朝鲜改守中立，使满清去了后顾之忧。

在皇太极对朝鲜用兵之时，袁崇焕加紧修筑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城的防御工事，派水师去支援皮岛的毛文龙，另派赵率教、朱梅等九员将领率兵九千，进兵三岔河，牵制清军，作朝鲜的声援。但朝鲜不久就和满清订了城下之盟，赵率教等领兵而回，并未和清军接触。

皇太极无法和明朝达成和议，却见袁崇焕修筑城堡的工作进行得十分积极，时间越久，今后进攻会更加困难，于是决定“以战求和”，对宁远发动攻击。

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亲率两黄旗、两白旗精兵，进攻辽西诸城堡，攻陷明方大凌河、小凌河两个要塞，随即进攻宁远的外围要塞锦州。

五月十一，皇太极所率大军攻抵锦州，四面合围。这时守锦州的是赵率教，他和监军太监纪用守城，派人去与皇太极议和，那自是缓兵之计，以待救兵。皇太极不中计，攻城愈急。

袁崇焕派遣祖大寿和尤世禄带了四千精兵，绕到清军后路去包抄，又派水师去攻东路作为牵制。这时天热，海上不结冰，水师用得着了。

赵率教是陕西人，这人的人品本来是相当不高的。努尔哈赤攻辽阳时，赵率教是主帅袁应泰的中军（参谋长）。袁应泰是不懂军事的文官，赵率教却没有尽他做参谋长的责任，这个战役指挥得一塌胡涂。清军攻破辽阳，袁应泰殉难，赵率教却偷偷逃走了，论法当斩，不知如何得以幸

免，想来是贿赂了上官。后来王化贞大败，关外各城都成为无人管的地方，赵率教申请戴罪立功，带领了家丁前去接收前屯卫，但到达时发觉已被蒙古人占住，他便不敢再进。努尔哈赤攻宁远，赵率教在前屯卫，距离很近，自己不亲去赴援，后来宁远大捷，他却想分功，以致给满桂痛骂

，酿成了很大风波。

和满桂冲突时，袁崇焕相当支持他。赵率教感恩图报，又得袁崇焕时时勉以忠义，到锦州大战时，他突然之间似乎变了一个人。他和前锋总兵左辅、副总兵朱梅等率兵奋勇死战，和皇太极部下的精兵大战三场，胜了三场，小战二十五场，也是每战都胜。从五月十一打到六月初四，二

十四天之中，无日不战，战况的激烈，不下于当年宁远大战。六月初四那天，皇太极增兵猛攻。锦州城中放西洋大炮，又放火炮、火弹和矢石，清兵受创极重。攻到天明时，皇太极见支持不住了，只得退兵，退到小凌河扎营，等候各路兵马集中整编。

赵率教转怯为勇，自见敌潜逃到拚死守城，自畏缩不前到激战二十四日，到后来更在保卫北京之役中血战阵亡，终于在历史上与满桂齐名，成为当时的两大良将。他这个重大转变，非常突出的证明了袁崇焕的领导才能。

皇太极整理好了部队，转而去攻宁远。

清军上次在宁远吃过败仗，兵将心中对袁崇焕都是很忌惮的。大贝勒代善见城中有备，就勒兵不攻。皇太极对诸将说：“先汗攻宁远不克，这次我攻锦州又不克，若再攻不下宁远，我可要声名扫地了。”于是下令总攻，击破城下明军骑兵，直薄城壁。

比之第一次宁远之战，袁崇焕部的战斗力已有增强，敢于到城外决战了。上次要清军退后，才派五十名敢死队缒到城下拾箭枝，可见不敢开城门。

满桂率领明军在城南二里列阵，城墙下环列枪炮。皇太极佯败，想引明军来攻，然后伏兵齐起。但明军没有上当，守垒不追。皇太极于是回军再战。

袁崇焕亲上城头督战，大声呼叫。满桂战于城外。祖大寿、尤世禄回师攻击清兵后路。双方死伤均重，满桂身中数箭。明军野战终于打不过清军，于是退入城中据守。这场大战打得十分惨烈，城壕中填满了两方军士的死尸。

守军又以葡萄牙大炮轰击，击碎清方大营帐一座及皇太极的白龙旗，杀伤清兵不少。明方的报告说，皇太极长子召力兔贝勒胸口中箭，另一子浪荡宁古贝勒在阵上被明军射杀，又杀固山（领七千五百人）四人、牛录（领三百人）三十余名。这报告失之夸大，事实上并无皇太极的儿子

在此役中阵亡。但清方纪录中也说：济尔哈朗贝勒、萨哈廉贝勒、大将瓦克达、阿格等均受伤。

皇太极见部队损失重大，只得退兵，再攻锦州南面，亦不能拔，将士又遭到不少伤亡，将领觉多拜山、巴希等阵亡。七月，清兵败回沈阳。

这一役明朝称为“宁锦大捷”，是明军对清军第二次血战胜利。

袁崇焕在报功的奏章中，力称功劳最大的是满桂①。他和满桂向来颇有意见冲突，但在奏章中力称宁远大捷以满桂之功居多，可见光明磊落，大公无私。

第一次宁远大捷是天启六年正月，第二次宁锦大捷是七年五月，相隔一年零四个月。在这短短的十六个月之间，袁崇焕加强了明军的战斗力，抢筑了锦州的防御工事，固守在清军的后路，使皇太极有后顾之忧，不敢久攻宁远。同时清军先攻锦州不克，再攻宁远，气势已挫。可见袁崇

焕这十六个月中的准备工作收到了很大成效。如果能多一些和平时期，局面当然更有改进。

这一仗大捷，军事上的主要因素之一，还是靠了葡萄牙的红衣大炮。明朝这时本来已驱逐了葡萄牙人的天主教传教士。传教士波尔、米克耳两人见到明清交兵，有机可乘，便发动澳门的葡人，向明朝提供军费和炮手。明朝于是召还已驱逐了的教士。本来秘密传教变成了公开，大批葡

萄牙教士和炮手进入中国②。后来中国在外国教士和技师指导之下自行铸炮。所铸成的大炮也封了官，称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将军”，还派官祭炮，请将军发威破敌。金人要直到数年之后，才因投降的明人之助而开始铸造大炮。

袁崇焕在政治上属于魏忠贤的敌对派系。他中进士的主考官韩p、保荐他的御史侯恂等都是东林党的巨头。袁崇焕当然不肯克扣军饷去孝敬魏忠贤。但为了大目标是守御锦州、宁远，他也相当的委曲求全。各省督抚都为魏忠贤建生祠，袁崇焕如果不附和，立刻就会罢官，守御国土的大

志无法得伸，因此当时也只得在蓟辽为魏忠贤建生祠。

但魏忠贤仍是不满意。所以虽有宁锦大捷，袁崇焕却得不到甚么重赏，只升官一级。奉承魏忠贤的官员却有数百人因此大捷而升官，理由是在朝中策划有功，连魏忠贤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从孙，也因此而封了伯爵。魏忠贤是太监，没有儿子，只好大封他侄儿，封他侄儿的儿子。

魏忠贤这时更叫一名言官弹颏袁崇焕，说他没有去救锦州为“暮气”。袁崇焕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只得自称有病，请求辞职。魏忠贤立刻批准，派兵部尚书王之臣去接替。

皇太极听到这个消息，当然是大喜若狂，而听到加给袁崇焕的罪名与评语竟是“暮气”两字，恐怕大喜之余，却也不免愕然良久吧？袁崇焕这样的人竟算“暮气沉沉”，却不知谁才是“朝气蓬勃”？

袁崇焕离开宁远时，心中感慨万千，可想而知。那时他还只四十岁左右，方当壮盛的英年，正是要大展抱负的时候。

立了大功反而被迫退休，他的部属将士既感诧异，更是忿忿不平。他写了一首诗给一个部将，诗中说：我们慷慨同仇，间关百战，功劳不小，皇上的恩遇也重。但我的苦心，却只有后人知道了。建功立业固然很好，回家休养也是不错。对于我的去留，大家不必感到不平罢。这首诗显

得很有气度③。不过他对于天启皇帝，还是十分感激的。他本来是一个七品知县，自天启二年到七年夏天，短短的五年半之间，几乎年年升官，中间还跳级，直升到“巡抚辽东、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实在算是飞黄腾达。他自觉升官太快，曾上疏辞谢。他说在诸同年中，

官职最高之人和他也差着好几级，为了要做部属武将的榜样，请皇帝收回升赏的成命。皇帝批复说：你接连三次谦辞，品德很好，但你功劳大，升官是应该的④。

他在回广东故乡途中，经过大庾岭时写了一首诗，感念天启对他的知遇之恩⑤。他心中明白，天启是个昏君，可是对待自己实在很好。

他到了广州，去光孝寺游览，踏足佛地，不禁想到生平甚多，和环境大不调和⑥，然而那也只是感到不调和而已。英雄豪杰，一往无悔，却也无须对菩萨低头，不必对杀了该杀之人有甚么遗憾。

①袁崇焕的奏章中说：“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合马交锋，即臣去年，亦自城上而下攻。自今始一刀一枪，下而拚命，不顾夷之凶狠剽悍。臣复凭堞大呼，分路进追。诸军忿恨，誓一战以挫此贼。此皆将军满桂之功居多。”

②马耳丁的《鞑靼战记》中大吹葡萄牙传教的功劳，又说：“上帝对于信仰基督教的皇帝必予福佑，所以中国皇帝对鞑靼人（指满清）作战大胜。”其实天启皇帝信仰的是鲁班先师，并没有信仰基督教的上帝。

据冯承钧译、沙不列撰：《明末奉使罗马教廷耶稣会士卜弥格传》：崇祯三年，澳门葡人队长率士卒四百、大炮十尊入境效力。广州巨商恐失垄断中西贸易之利，厚赂朝臣，加以阻挠。后葡军队长公沙的西劳阵亡于登莱。《碧血剑》小说略取其意。

③袁崇焕《南还别陈翼所总戎》：“慷慨同仇日，间关百战时，功高明主眷，心苦后人知。麋鹿还山便，麒麟绘阁宜。去留都莫讶，秋草正离离。”其中“功高明主眷”这一句，不免含有苦涩的意味。天启决不是明主，天下皆知，自己功高如此，结果却得了这样的“眷”，这位“明

主”，真是“明”得很了。

④袁崇焕《天启六年六月初十日谢升荫疏》中说：“且武人奔竞，少竖立便欲厚迁，稍不合辄思激去，要挟朝廷，开衅同类，今边疆始终不得一人之用，臣最疾之。臣今日不自处于恬，何以消诸将之竞？况臣原无富贵之心，又皇上所鉴也。”对这个辞赏的奏章，朝廷的批答是：“奉

圣旨：袁崇焕存城功高，加恩示酬，原不为过；乃三疏控辞，愈征克让。还着遵旨只承。该部知道。”

⑤袁崇焕《归庾岭》：“功名劳十载，心迹渐依违。忍说还山是？难言出塞非。主恩天地重，臣遇古今稀。数卷封章外，浑然旧日归。”

⑥袁崇焕《遇诃林寺口占》：“四十年来过半身，望中只树隔红尘。如今着足空王地，多了从前学。

1644年，明王朝的大崩溃达到最后的悲剧时刻。在随后的数年中，清军南下，把其征服事业推向全国。南方最后的抵抗力量在混乱和溃败之中，最后收缩到了西南山区和东南沿海岛屿上。在这一烽火连绵的图景之中，崇明岛在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推到战争的前沿地带。第一阶段：最后的抵抗，1644-1645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1644.4.25），李自成大军攻破北京，明崇祯帝在绝望中自杀殉国于煤山。13天后（5.18），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到南京，当地官员在悲愤之中立即决定在南方组建政权。坏消息继续传来：事实上，当福王继承为弘光帝时（6.19），清军已在两周前进入北京（6.5），并立刻就准备着手征服江南。在清军征服江南的战争中，东南的反清抵抗力量至是逐渐向水上萎缩——清朝强大的陆军对于太湖和东海上的水军束手无策。在南方组织的防线中，长江防线本来也是相当重要的。弘光帝即位不久，南京官员荆本彻（镇江丹阳人，1634年进士）就受命为下江监军道，抵达崇明，组织起一支水军。他在南京陷落之前就反对史可法的北方收复战略，而坚持将南方作为明朝的复兴基地。1645年二月，崇明知县徐鼎莅任，荆屯营在县城西北方的施翘河，称“四会营”。与其同时，崇明人沈廷扬（当时为南京政府的户部郎中）受命将漕船改装为长江兵船，负责军事后勤，他很快致力于将崇明岛建设为一个“复明分子的海上基地”。荆的防务计划得到了沈的支持。当时的崇明是一处著名的海盗巢穴。1640年起，本县人与江北贫民纠结，组成一支200多艘船、上万人的海盗集团，在两年后才被平定。其首领顾荣被招抚为把总，统率他愿意当兵的440名兄弟。顾荣对海道相当熟悉，江北船只当时全在其掌握之下。他与荆本彻募集的民兵开始有了摩擦。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崇明这个海上孤岛现在成了江南抵抗分子的绝好避难所。南京陷落后，明义阳王（周定王橚七世孙）在太监李国的陪同下，从苏州逃难到崇明[4]。当时清兵已经推进到江南一带，1645年夏，前史可法部将李成栋在降清后率领一支五千人的部队进攻嘉定（7.29），在英勇地抵抗了一个月，这个城镇被屠城。李随即转攻松江。松江的抵抗力量由吴志葵等人领导。他是吴淞总兵，在南京陷落时乘船逃到崇明岛，他统率了当时南明残余的大部分水军，曾到崇明与荆会合；并极想和浙东的鲁王朝廷取得联系，希望通过占领江南一块根据地来光复明朝。他于是率人秘密进入太湖和泖湖地区，并向刚被清朝任命的县官发动进攻；结果在1645年9月遭到李成栋2万人优势兵力的袭击，大败。吴本人被捕，送到江阴去劝降，最后被杀。松江诗人陈子龙（他曾是柳如是的情人）是最积极的复明分子之一，在他看来，关键是一个地域性的共同起义，并从“复明分子大本营崇明岛取得军事援助”，因为岛上的明水军“当时是、而且很久都是江南抵抗力量的主要依靠之一”。在清军击破嘉定后不久，荆曾出兵攻打吴淞作为响应，但被击败，退回岛上。这半年内，“海上人虽不敢登陆，军中尚乏水军战船”（《海角遗编》）。当时崇明县令徐鼎已经离任，该岛的军政实际上控制在荆本彻手中，在义阳王前来投靠后，他的势力更大。但他的专横作风却与本岛海盗出身的把总顾荣起了冲突，顾密谋杀他后拥戴义阳王；荆察觉后率12艘船只逃往宁波。不久，明淮安巡抚田仰、淮河镇总兵张士仪、淮海镇总兵张鹏翼各统率水陆军数千、船数百，相继到达。他们与沈廷扬一起，推戴义阳王为监国。这个匆忙组建的小政权不久（十月）出兵江南的浏河，被清军击溃。主事者各谋出路，义阳王也逃往浙江，岛上一片混乱。军政权落入本地人顾荣和黄五常手中，他们立刻又起了矛盾，结果顾荣被杀。十一月十日，荆本彻率海军来攻，他的水军之前在舟山得到恢复，并进攻南京附近的六合，取得一次重大胜利，但部下却因战利品问题同海盗同盟发生争执。可能在回舟山途中，他转而再来攻击崇明这个自己的老根据地。但施闭城抗拒，其原因肯定是担心剃发后遭到报复。但荆当天就攻破了这个孤城，并擒杀了施，次日又杀黄五常等人。然而他的收复只维持了17天，十一月二十七日，清军船队到来，荆军溃败，仅剩3艘船逃往舟山。吴淞总兵李成栋在船头下令封刀（以示不屠城），崇明城内百姓于是出降。第二阶段：拉锯战，1646-1656就这样，到1646年初，难得的安宁降临到长江三角洲这片战乱地区，农民骚动停止。崇明的投降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清军对江南的平定。但“崇明岛上麻子顾三领导的海盗人数增加了，当地的土匪变得更加猖獗，因而乡绅们加强了他们的卫兵1645年冬天之后，崇明岛仍然经常有海盗船入港停泊，清朝海军不止一次地在那里与复明分子的部队遭遇。虽然清巡抚土国宝立刻任命副将李魁来防守，但1646年正月，崇明岛就再次遭到明军张名振[16]部的袭击，距清朝招降该岛刚过去1个月。当时清南京提督毛九华指出，长江下游如果和上游的武装（尤其是安庆一带各抵抗组织）联合起来，将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显然，复明者也看到了这一点。当时南明海军在江南的主要抵抗力量聚集在舟山，崇明岛的丧失，对他们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如果明水军仍保有这个岛屿，就能以此为基地，沿长江向内攻击，并可能在清军兵力薄弱时与上游武装取得联系，从而一举光复江南从舟山出发的南明海军对崇明的骚扰袭击就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战斗。1647年4月，清廷恢复招抚策略。但5月，明水军200余艘沙船就在沈廷扬率领下由舟山来攻，因崇明城戒备森严而退却。之后，他们转攻江南的鹿苑，结果在一个闷热天气里遇到一阵小台风，大败，沈廷扬被捕而死。这一年，清苏松总兵吴胜兆举兵反正，蜡书求援。张名振奉命率水师急驰崇明，途中遇海啸，大风覆舟，士卒死亡大半。张名振与张煌言侥幸得脱，间道返回象山南田。与浙东水师衰落同步的是福建郑氏海军的复兴。1647年1月，郑成功在烈屿誓师反清，1650年夺取厦门作为基地，并立刻成为南方抗清的主力之一。在其鼎盛时期，郑军有陆军72镇，水师20镇5千余艘船，士卒近20万。1651年，舟山失陷，军民死难者1万8千人。张名振等当时正在海上，被迫护鲁王暂避厦门，郑成功令入金门岛安置。次年张奉郑成功号令，誓师北伐，进屯崇明岛，破镇江，后援军不继，再退守崇明。之后在1654年4月及5月，张又两次攻入长江口。十一月底，张名振军据平洋沙，被当地沙民偷袭，丧失17艘船；张以屠杀作为报复，烧千余家。崇明城中守军300人及乡勇千人半夜出击，全军被张击溃。根据县志的记载，此后一两年里舟山明海军的骚扰十分频繁，并经常焚烧民居及劫掠人质。1655年，张名振与张煌言合兵三入长江，但兵力单薄，无功而返。于是会同郑军攻占舟山，年底死于军中，部队交给张煌言。死因不明。清江南总督马鸣佩当时写给朝廷的报告称“据来降兵丁报告，因张名振攻打崇明岛失利，郑成功要提名振去杀。名振惊愤得病而死”。1656年，舟山再次被清兵攻破，并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所有居民迁移到大陆；最后撤离时，将一切城垣、要塞、哨卡乃至民居等尽行焚毁。这一年秋天，长期在江南海岸来回骚扰袭击、活跃在崇明岛的海盗顾三也被抓获处死。张名振的逝世以及舟山的再次失陷，代表着浙东抵抗力量的衰败，而舟山的复明海军基地与崇明的关系本来最为密切，也是极力主张和意图攻取崇明的。第三阶段：清军海防的加强与郑成功的失败，1657-1661顺治十四年（1657），清政府宣布“增设崇明水师总兵官，调拨江宁、江苏、安徽各省标兵万人，分防吴淞江及崇明诸口”。这一设置对陆军为主的清军来说，是开创先例的，并早于1659年设置的京口左右两路绿旗水师总兵官。按崇明仅为一中等县，县令为正七品，而水师总兵则是正二品，这标志着崇明成为清朝海防的最前沿地带，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清廷设置崇明水师总兵总体策略是以近海防御为主，所谓“国初海防，仅备海盗而已”[。1657年出任水军提督（从一品，提督为一省最高军事长官）的是名将梁化凤，率军万人，驻防崇明、吴淞。梁是陕西长安人，曾参与平定山西，“二十二战皆捷”，之后又在江南平定太湖群盗。1655年升苏松总兵，在浦东高桥多次击败张名振军，并追击至其屯驻地崇明平洋沙，予以讨平。梁认为“平洋沙悬隔海中，戍守不及”，建议屯驻重兵，并沿海筑大坝，引水灌田，整顿崇明的军政和农业生产。两年后（1659），郑成功大举进攻，发动长江之役。五月初四，大军在舟山烈港听议进取长江事宜，其中专门讨论了“分程开驾入崇明事宜”，决定分别停靠崇明的三个沙岛；并派出间谍入长江刺探情况，被梁化凤察觉。五月十八日，郑军趁风一日夜内由羊山（今浙江小洋山）全军开到崇明，郑成功驻扎新兴沙。并再申军令：“崇明等处地方，可以安插提督、统镇、大小将领家眷，为我师根本之地，与思明州一体。其地方百姓，最宜抚绥，凡有骚扰，有杀并连罪无赦。”当时张煌言建议郑成功攻下崇明作为基地：“崇沙，江海门户，悬洲可守，不若先定之为老营”，一旦有疏失，也可进退自依。但这一建议没有得到采纳，郑成功急于进攻，并进围南京。但现在，江南已经不存在有组织的起义来接应他了。这一大意给梁化凤以战机。七月，梁奉命率部兵三千人疾驰赴援南京。七月二十三日，设计擒获郑军大将甘辉[甘辉1655年四月受封为崇明伯]。郑军溃败，在长江上船只又被梁化凤部将烧毁不少。梁预料到郑军可能攻打崇明，本已有部将留守，这时再派军赴援。八月八日，郑军退到崇明。郑成功召集诸将议论，表示“欲克崇明县，以作老营”，然后再从厦门调一支军队前来攻打，以“逼其和局速成”。当天，郑军到崇明城下说降，着手攻城。八月十一日早晨9点左右，开始用大炮攻城。郑成功亲自督阵，到夜晚已经轰掉西北角100多个墙堞，随即添平壕沟架云梯肉搏。城中守军坚持抵抗，打退郑军7次进攻。郑军部将韩英、王起俸死于这一战役。郑成功本想再行强攻，但被部将周全斌劝止，认为城池坚固，深沟高垒，难以攻破，何况敌军援兵可能很快赶到，得到这一孤城绝岛，并无意义。当日晚，郑成功答复清提督马进宝，表示攻打崇明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辟除全军覆没的谣言，“吾故打开崇明，安顿兵眷，再进长驱。……我今才施数铳，其城已倒及半，明日安炮再攻，立如平地。”心里其实已经放弃这一打算，次日（八月十二）出兵四乡搜罗粮草，十四日即拔营回福建。在这一次战役中，郑成功打垮了清舟山守军，但在崇明却遇到顽强抵抗，该岛居民因为这一表现，后来受到鳌拜的免赋嘉奖。看起来似乎他们抵抗明军比对清军还强烈，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担心遭到报复。当时反清的军队，见到已剃发的汉人，经常杀戮很惨。郑成功围南京时，满族军人只有500人，主要是汉军旗人在抵抗。郑成功在这次失败后再也没有北上。1661年5月，清下令在江浙大规模整顿沿海防务体系，修建桥梁、道路、堡垒、建造船只。当时郑成功在闽南的根据地也遭到清军袭击，于是调军东进，收复了台湾。梁化凤的这一长江之役中清军的首功之臣在这一年（1661）因功授江南提督，当时人认为台湾尚未收复，提议援引广东、福建的情形，在苏州、松江两府的滨海地区立界，实行海禁，把居民全部向内地迁移，遭到梁的反对。他认为与其放弃沿海肥沃之地，还不如将这些地的赋税拿来养兵防守，海禁毕竟是祸民之事。这一建议最终被顺治帝采纳。崇明岛的军事价值崇明是长江河口的泥沙冲积岛，自唐武德年间（618-626年）浮出水面后，每年面积都在变化。明清之际其面积还远小于目前（1200平方公里），大约只有500平方公里左右（舟山岛为502 km sq） ；当时人口大约在20万人左右。作为一个江海交汇处的孤岛，崇明历史上很少卷入战争，而假如卷入战争，则必定是从海上来的军事力量（例如海盗、倭寇、郑军、鸦片战争时的英军）。因为只有海上势力抵达时，这里才成为它与大陆势力争夺的焦点；而对两支冲突的陆军来说，即使战争就发生在崇明附近，崇明也不过是一个没有价值的孤岛罢了（例如太平天国席卷江南，与清廷对峙多年，却没有攻入过崇明岛）。在明清之际清军南下时候，东部的抵抗势力最后全在沿海一线展开。其中崇明、舟山、闽南的厦门及金门是三处最重要的支点。如果1646年后崇明一直坚守在明军手中，情势很可能有相当的不同。江南是抵抗清军最顽强的地区之一，崇明如果能坚守，则能成为抵抗运动的基地，进而与上游安庆山区的力量联合。如果能有组织地抵抗下去，重演南宋时的一幕，也未必不可能——当时金兵已攻到宁波，最终还是退缩回了江北。其次，崇明作为一个复兴基地的存在，将牵制清军的兵力，使西南地区李定国等部的压力得到缓解。然而遗憾的是：当时明水军内部矛盾极多，政令不一，反多自相残杀，最后被得以各个击破。如果崇明能得以坚守（从与郑军的顽强抵抗来看，是很可能做得到的，尤其清初水军很弱），则明海军还可以以此为基地，北上骚扰。崇明往北直至辽东的航线，一直是非常发达的。远的如元初漕粮海运的创始人、崇明海盗朱清，近一点如明末的商船海运专家、另一个崇明人沈廷扬，他曾通过海道运粮到辽东。当然，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如果郑成功之前攻破崇明，他很可能也不会在两年后收复台湾了。事实上，他收复台湾前的宣言，与攻打崇明之前的话，十分相似：“我欲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领家眷，然后东征西讨，无内顾之忧，并可生聚教训也。”虽然今天来看，崇明与台湾相比极为悬殊，然而当时并非如此：当时台湾几乎没有汉人，也很少耕地；而崇明至少还有20万百姓及大片良田。攻打台湾时，郑成功部下几乎都不想去，郑本人在攻下后不久就病死，年仅39岁，与台湾的瘴疠及部下的违抗（当时台湾无粮，郑军部下在海峡对岸不运粮至台）有很大关系，而崇明至少没有瘟疫横行；台湾守军荷兰人只有一千人，但火力很猛，崇明守军至多五千，但更容易攻下。而且收复台湾使荷兰人与郑氏更加成为死敌，后来荷兰人便出兵帮清军攻打郑军。收复台湾，以当时的局势来看，只能使人觉得光复中原更加无望。单纯以中国而非世界的局势来看，台湾的在当时的军事价值还未必高于崇明岛。然而历史总是有很多预料不到的事，也许随着海禁和清军在大陆统治的稳固，郑成功迟早要被逼去收复台湾以为根据地，但1659年长江战役的失败及崇明岛的顽强抵抗，